廖盖隆的个人简介
廖盖隆(1918―2001)，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广东信宜人，1938年起，先后入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政治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建国后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央宣传部报刊处处长，朱德秘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全国党史研究会第一、二届常务副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党史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
人物纪念
著名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同志因病于2001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为了缅怀廖盖隆同志在推动党史研究和开展党史工作过程中所做的特殊贡献，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召开了“廖盖隆同志业绩和风范追思座谈会”。
会议由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李传华主持。他说：廖盖隆同志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 宣传工作、国际问题研究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转入党史研究工作，从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起即担任副主任，受命主持日常工作多年，并长期担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原名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在组织领导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都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党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盖隆同志是我尊敬的党史学前辈，又是教益颇多的老师。他率先身体力行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勇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0年编写《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我们组负责“文革”十年，碰到的难题颇不少。比如，1975年5月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了“四人帮”。关于这次讲话，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上说：毛主席“强调指出：u2018四人帮u2019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表明了毛主席解决u2018四人帮u2019问题的决心。”可是，我们在查阅档案时却发现毛主席还有很多话，如说江青等人反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题大作等。联系到华国锋引用的话，恰恰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四人帮”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并不急于解决。毛泽东讲话的本意同华的结论差别太大。怎么办？我去请示盖隆同志。盖隆同志反复考虑，根据当时情况，公开纠正十一大报告的说法是难以通过的，但允许不准确的说法流传，也没有尽到党史工作者的责任。最后采取的做法是不引用十一大报告的说法，而引用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这就在客观上起到了纠正的效果。这样做在当时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盖隆同志实事求是的勇气，也反映了政治斗争的艺术。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周承恩说：对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盖隆同志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支持和鼓励在他领导下的同志们努力坚持和贯彻执行。记得在修改增订盖隆同志主持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时，我曾把“八大”作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的标志，写在这一阶段的开头。当时有的同志对此不大同意，认为这种写法不符合《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为决议是把八大放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这个阶段中写的。传统的观点都认为1956年底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才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问题本来不大，两种分期相差不过三四个月，而且八大作为区分两个阶段的标志，写在前一阶段的末尾或者后一阶段的开头都无不可。但这涉及如何对待党的历史决议(推而广之也涉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则问题，也就是毛泽东、邓小平曾多次提出，最近******同志又重新强调的学风问题。盖隆同志在审定上述书稿时，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我们的意见，肯定了我们的写法。《中共党史大事记》出版发行后，这种分期法已为党史界所公认，这与盖隆同志的支持和肯定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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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国防大学教授丛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张湛彬、国防大学肖冬连、中央党史研究室赵福田等同志也发了言。与会者通过深情的回忆和追思，一致感到，虽然廖盖隆同志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业绩和风范将长久地活在我们心中。他勤奋的治学态度、不倦的探索精神、开明的领导作风、忠厚的长者气度，过去使我们深受教育和感染，今后更要以这样的精神和风范来鼓励自己并影响后人，把党史研究工作更好地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