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玄伯的个人简介
李玄伯，名李宗侗，1895年9月3日生于北平市丞相胡同，河北省高阳县人。祖父李鸿藻，晚清名臣，曾为清朝穆宗师，历任清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吏都尚书等。父亲李j瀛，曾任清朝户部侍郎。易培基的女婿、李石曾的侄子。人物简介
自幼聪明过人。17岁时，跟随五叔 李石曾到法国留学。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
1924年返国，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兼法文系主任，曾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全国注册局局长、开滦矿务局督办、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等职。还担任过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委员、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委员等。 抗日战争时期，曾护送故宫文物南迁京沪，转运重庆，历经艰辛。在北京、上海沦陷后，匿名居住在上海，中央图书馆来不及转运的善本图书也寄藏于其家。抗战胜利后，将中央图书馆图书完璧送归政府。后任中法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48年，受聘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逯耀东、许倬云、李敖等，都曾是其弟子。后历兼国史馆史料审查委员、编译馆编审委员、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顾问、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对中国古代史颇有研究，在学术上时有独特见解。执教五十年，尤能提掖后进。
1974年3月16日病逝，享年80岁。
惊天大案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理事会条例及任命27位理事的名单。理事会在南京开会推定国民党元老 李石曾（煜瀛）为理事长，精通文物典籍的 易培基为首任院长， 张继（溥泉）内定为副院长，他们都是理事会的常务理事。
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公布时，院长易培基因病没有到任。按理应该由副院长张继来主持工作了。但院长 易培基不同意，事后他解释道：“溥泉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那是石曾的意思。”为此 张继很不愉快，与 易培基产生芥蒂。
张太太崔振华在国民党上层社会是有名的“河东狮吼”，她为丈夫身为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元老，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司法院副院长并兼全国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席，居然无法操纵故宫博物院的大权而耿耿于怀，这就埋下了待引发的炸弹。
根据国民政府任命， 张继为故宫文献馆馆长， 易培基的女婿、 李石曾的侄子李玄伯（宗侗）为秘书长，主管办理故宫博物院日常事务。这人事安排上的布局成为“故宫盗宝案”的伏笔。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危在旦夕，高等学校部署南迁，故宫博物院也酝酿着迁离北平。经南京政府批准，北平故宫博物院先后分五批将13000多箱古物运往上海，以免落入日寇之手。作为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 张继不遗余力地监控故宫的诸项决策。博物院理事会通过了60000元迁移费预算案和 张继提议的文献馆由他主持迁往西安、迁移费三分之一归他支配的提议。不料，代理行政院长 宋子文否决了北平故宫文物分运西安的计划，要求古物全部迁往上海租界。这次赴南京请示是李玄伯亲往经办的，于是 张继怀疑是李搞的鬼，因此对李更加极为不满。
凭着 张继的资历和在国民党、在政府中的多项职务，在故宫前途决策上屡遭冷遇，甚至在下级面前丢了面子，失落的情绪致使他对故宫博物院的实权人物 易培基、李玄伯的不满与日俱增，以至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 张继夫妇指使由张一手提拔起来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多方串联、贿买人证，指控易、李私占故宫宝物――一个弥天冤案由此罗织开来。
崔振华起诉易院长李秘书长私占文物案指的是故宫博物院1931年冬天发售一批与文史无关的物品。
事情缘自1929年春，为保证故宫文物经费，几位理事提出处理无关文史物品的建议并拟定章则，呈报南京行政院。根据行政院批准的临时监察委员会规则，1931年6月故宫博物院聘请了平津各界人士成立临时监察委员会，商讨处置故宫无关文史物品事宜。临时监察委员会开会申述下列原则：一、处理的物品必须与文史无关；二、售出物品所得价款作故宫修建和印刷资用，不许别用；三、处理上述物品的办法暂定投标、拍卖两种。此后临时监委经常开会，在具体处分物品步骤上议定为先药材次食品、再绸缎皮货。
不过在绸缎作价的操作上，当时为了鼓励多销，还规定了优惠价，凡购货2000元以上者七五折，3000元以上者七折。李玄伯秘书长第一次买了两、三百元的皮货，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2500多元的物品，合于七五折的规定。有人建议他再购两、三百元，连同上两次数目合算，超过3000元就可七折了。李为了贪图小利，真的这样做了，结果授人以柄，成为他枉法营私的罪名之一。由此李成为易案的第二号被告。
对于崔郑的诬陷， 易培基决心回击。他聘请了北平著名律师 刘崇佑作辩护人。了解到起诉必须在1934年2月3日出庭， 易培基本人若不在此前到案就意味着自动放弃起诉权。易本计划1月28日从北平动身，但是1月26日易的女婿李玄伯从南京打电话给易，告知一切都办妥，易不必到南京出庭了。易听信其言，2月3日没有到庭，失去了说明真相的机会，也失去了民众对他的信心。自动放弃申辩在客观上给外界以心亏理屈的印象，各报纸均登载了易未出庭的消息。人们纷纷推测，看来易确有把柄，无颜以对法庭。这一回合，崔振华等不战自胜。
但张氏夫妇并未就此止步。1934年11月他们又操纵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易、李等9人提起公诉。诉状指控易自1929年起，“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真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调换真珠者9606颗，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3251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1496处；……为数甚巨，均一律占为己有……”
“七七”事变后，战争烽火从华北燃向东南。病卧沪上的 易培基年迈体弱，新病旧病一起发作。这时他的财产大半已被没收，连诉讼费都难以筹措，精神上压抑难忍，心中积愤无处宣泄，终于在上海含恨离世，终年57岁。他在终前遗嘱中感叹：“未能立时到案”，“惟有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仰恳特赐查明昭雪，则九幽衔感，曷有既极！”
此时，张氏夫妇仍不罢休。易去世后，崔振华又指使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于1937年9月30日提起公诉，告 易培基、李玄伯、吴景洲三人。诉状列举该三人的犯罪情形又有新发展，除以往的侵占，又加之“吞没”，还列出“侵占书画594号，古铜器218号，铜佛101尊，玉佛一尊；秘书处装箱南迁古物12号、图章3号；珠宝，前案业已起诉者外尚有二号统由鉴定人慎重鉴定，出具鉴定书”。
此时，易案从1928年到1937年积非成是。而头号当事人已离世，二号被告李玄伯有把柄被人捏着，态度畏缩，不敢力争。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幸存的有关当事人以为有机会重审这个案子了。不料闻知本案的卷宗丢失一空，最高法院当初认为有盗换嫌疑而封存的古物，连箱也不见了。
1947年冬天，国民党一面发动内战，一面召开伪国大，选举国大代表。 张继四处奔走占得一席之位，不期突然暴病即身亡。失去靠山的崔振华意识到，此事若再追究下去，结局将对她不利。于是又串通法院搞了个赦免来掩盖强加于人的罪责，掩盖这18年散布的一切不实之辞，以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就这样，这个沸沸扬扬长达8年的盗宝案，以耸人听闻开始，却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悄然无息地不了了之。直到解放以后，经对有关知情者调查核实，这场冤案的真相才终于大白。而此时一代文物大师、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 易培基却早已含冤于九泉之下。
从这桩所谓 易培基故宫盗宝案，可以看出国民党权贵在权力受到侵害时，在压制和迫害对手上是如何疯狂和不择手段，也可以看出国民党司法制度的黑暗与龌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