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一峰的个人简介
蒋一峰，原名冠卿，1904年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县蒋东口村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开封济汴中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幼年在本地小学读书，1917年考入安徽省亳州王巷口美国人办的福音堂小学。在校期间，他第一次读到《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他对书刊中的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从中找到救国救民的良策。个人介绍
1922年，蒋一峰毕业后被留校代课。他思想敏捷，能言善辩，人送绰号“小机关枪”。一天，在学校举行的游艺晚会上，美国牧师包万德在洗衣盆里放进四指深的白面粉，其上放一块银元，睥睨着眼喊道：“诸位中国人，这块银元谁能用嘴叼出来，就奉送给谁。”蒋一峰见此情景气愤难抑，便大步走上前去，从自己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同样放入洗衣盆，对牧师嘲讽道：“包先生，我这块大洋，你能张嘴叼出来就算你的!”牧师面红耳赤，张嘴结舌答不出话来。接着，蒋一峰怒不可遏地指着这个洋人的鼻子说：“你们外国人来中国传教，住洋楼、吃西餐，让我们中国人伺候你们，还如此戏弄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1922年秋，蒋一峰考入开封济汴中学。1925年，在开封声援上海五卅惨案运动中，蒋一峰被推选为代表，参加开封学生大闯河南督军府的行动，要求督军岳维峻给学生发枪，参加军训，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他在斗争中表现出色，被学校共产党组织接收为党员。
1926年夏，蒋一峰赴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冬被派回永城发动群众，迎接北伐军。蒋一峰回乡后，日夜奔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1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他和在县城第一高小任教的中共党员韩子黎、尹正官等组建了中共永城县支部，他任书记。当时，永城农村普遍存有红枪会组织，党支部根据中共豫区委委员萧人鹄的指示，以红枪会为基础组建了农民自卫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1926年秋天，北伐军攻占武汉，北洋军阀的军队溃不成军，消息传来，人心振奋，永城各区的农民自卫军，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全县共编为四个军，约四万人，由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统一领导。这时，蒋一峰不顾连日劳累，奔走各区，向农民自卫军的战士们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他向党支部请求去亳州东北部一带，改造红枪会，组建农民自卫军。他到达亳州东北后，经过耐心的说服动员，又在五马、崔庄、蔡大庄等村成立一支农民自卫军，受永城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领导。
1927年4月，中共豫区委派张海峰、周禾立来永城，协助当地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为统一指挥军事行动，成立了以张海峰、蒋一峰、韩子黎为成员的皖北、豫东军委小组，计划先攻亳州，再打永城。在这些日子里，蒋一峰脸上整天挂着笑容，忙里忙外，为袭取亳州做各项准备工作，筹集了80块大洋购买红布、白布，赶做攻城时使用的袖章和旗帜。
5月上旬，蒋一峰按照事先制定的攻取亳州的行动方案，潜入亳州城内，准备里应外合，迎接自卫军入城。当晚，由于自卫军集合不足两千人，及至亳州，天已黎明，延误了时间，只好改为次日行动。第二天，集合自卫军已不足千人，且多使用大刀、长矛、铁锹，仅有少数土枪，面对使用洋枪、洋炮的守城军队不敢攻城，自行解散，致使这次暴动流产。蒋一峰等在城内，一直不见自卫军的动静。无奈，只好撤至城外。
亳州暴动流产，使蒋一峰寝食不安，反复思索这次暴动流产的教训，寻找下次暴动的成功之路。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答案，就是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必须和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究竟什么是农民的切身利益呢?他连夜找到农民自卫军领袖戴九皋、王好信、丁传连、黄绍军等，听取他们的看法。当谈到近年来因县衙征收鸦片烟税奇重而民怨沸腾时，大家怒形于色，纷纷发言。有的说：“狗日的丧尽天良，这么重的大烟税直压得老子们喘不过气来。”有的说：“烟税年年增加，真是官逼民反。反吧，乡亲们会舍命跟着干起来的。”蒋一峰经过这次调查了解，心里有了底。
在党的会议上，蒋一峰、萧人鹄、韩子黎等认真总结了亳州暴动失败的教训，决定对自卫军加强党的领导，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同时提出“迎接北伐军”、“反对烟税”作为下次的暴动口号。这次会议之后，经过传达贯彻，宣传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和自卫军指战员欢欣鼓舞，士气旺盛，迅速在全县重新燃起了农民运动的烈火。
5月23日，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蒋一峰按照总指挥部攻打永城县城的计划，指挥着各路农民自卫军向县城汇集。浩浩荡荡的队伍，高举着无数面红旗把县城团团包围起来。他们高呼着“减免烟税”的口号，把城门撞得“咚咚”响，要县长出来说话。群情激昂，声势浩大，反动县长腾云龙及县政府人员如丧家之犬纷纷逃散。农民自卫军进城后，宣布成立新的政权机构――永城县治安委员会，周禾立出任主任。蒋一峰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接受了广大农民强烈要求，将县衙里的鸦片税册搬出当众焚烧，并宣布免除当年烟税。农民群众欢声雷动，拍手称快。
农民运动的兴起和这次暴动的胜利，使县内的土豪劣绅们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便四处活动，造谣惑众，暗中组织武装力量，企图镇压农民革命运动。6月初，地方反动封建势力头目、素有“二县长”之称的八区区长聂九如，纠集九个区的反动武装进城反扑，永城县这一新生的红色政权被扼杀。
1928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把豫东、皖北、鲁西南划为暴动区，开创苏区，任命蒋一峰为中共永城县委书记。蒋一峰在县城以开袜子铺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一面秘密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利用五一、五四、五卅等纪念日，发动进步学生游行示威；一面积极吸收进步学生、教员和有觉悟的农民入党。同年秋，他在开封考取了永城县教育局社会宣讲会会员资格。他利用会员的合法身份，深入农村，宣传革命道理，推销革命书刊，发展党的组织，相继建立了中共练土楼总支和芒山、薛湖、韩庄、谢阁、呼庄等党支部。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县境的革命运动又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蒋一峰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地方劣绅的恐惧与不满，县商会会长姚自重等人联名控告蒋一峰宣传赤化。1928年10月，蒋一峰被永城县反动当局拘捕关押，不久押送开封。行前，他神色自若地对探监的妻子王小哲说：“我不是因喝老百姓的血刮地皮而被捕的，蹲监坐牢不丢人，就是杀了头谁也不会说我是坏人。你在家照顾好两个孩子，要他们长大成人后能像我一样，不要老为我牵肠挂肚。”王小哲含泪连连点头。被解到开封后，在敌人法庭上，他对法官的花言巧语、封官许禄，嗤之以鼻，断然回答说：“我是一个社会宣讲员，只知做宣讲工作，要我说出共产党组织和谁是共产党员，我是半点也不知道。”敌人再三引诱逼供，蒋一峰始终坚持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怎能硬说知道。”敌人恼羞成怒，对蒋一峰使用了灌凉水、上老虎凳等酷刑。蒋一峰几经昏迷，但他咬紧牙关，一口咬定“我什么也不知道。”敌人因找不到证据，不得不将他释放。
蒋一峰被捕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县，永城中共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1929年9月，蒋一峰获释返回永城后，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深知任务的艰巨。但他始终意志坚定，决心同敌人继续战斗。他的父亲看儿子被折磨得面黄肌瘦，伤痕累累，不禁老泪纵横，劝他远离家乡，去外地织“洋袜子”谋生。蒋一峰果断地回答说：“革命青年是折磨不倒的，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儿一天不死，就要继续带领大伙干革命。”于是，他着手重建中共永城县委，召开党的秘密会议，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经过一段艰苦努力，在农村重建了中共芒山、薛湖和二区区委，全县党员发展到300人左右。
1930年夏，中共河南省委调蒋一峰到开封工作。到开封后，受中共开封市委委托，在市内宋门里筹办河南中学。刘达士任河南中学校长，蒋一峰任教务主任，作为党进行秘密活动的场所。为此，学校里除一名会计是进步人士外，其余教职员工均是隐蔽下来的党团员。不久，因学校被敌人注意，党组织决定校长刘达士和教员吕公器等先后离校转移。在敌人的嗅觉已伸向学校的情况下，如何保存阵地把学校 继续办下去?蒋一峰沉着冷静，经过日夜思考，征得党组织同意后，返回家乡永城邀请中共党员韩子黎去开封继任校长，坚持进行地下革命斗争。
1930年10月，刘峙接任河南省主席以后，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被逮捕、屠杀，环境异常险恶。蒋一峰已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与敌短兵相接的日子即将来临。但他机智勇敢，坚守阵地。1931年2月，党组织遭到破坏，蒋一峰被捕。
蒋一峰被捕入狱后，置生死于度外，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的狱中斗争，和被捕的中共开封市委书记来学昭、省委宣传部长李鸣歧、秘书长蒋明华、学运书记陈育生等，串联狱中难友，与敌人进行斗争。最后，迫使敌人答应家人探监、代买生活物品、改善生活待遇等条件，从而与狱外同志取得了联系。
在敌人的法庭上，法官们趾高气扬，转动着狼一样的眼珠，厉声喝令蒋一峰供出党组织成员。蒋一峰冷冷地说：“你们这伙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刽子手，不要想从我嘴里掏出什么，那会白费力气的。”法官立刻露出阴险狠毒的嘴脸，对蒋一峰说：“你们煽动暴乱，危害民国，如不迷途知返，就是块铁也要把你磨平。”蒋一峰针锋相对，厉声痛斥道：“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救国救民的共产党人，把中国人民抛入了内战的血海，使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百姓啼饥号寒，流离失所。你们祸国殃民，助纣为虐，良心何在?”又说：“你们既然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就是把我碾成碎末，也不会从我嘴里得到什么。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
蒋一峰在敌人多次审讯和使用各种酷刑逼供下，忍受着肉体的剧痛，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充分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
1931年3月22日深夜，蒋一峰和来学昭、陈育生等九名共产党人，带着脚镣手铐，被押到开封西门外刑场。他们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在一阵枪声中，从容就义。
蒋一峰惨遭杀害后，人民群众无不悲恸、惋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搜集、整理有关蒋一峰烈士的资料和遗照，收入党史和县志，载入史册，以垂训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