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勉的个人简介
梁家勉，农史学家，图书馆管理专家。中国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农史进行研究，发表论文。1941年兼任中山大学农学院图书馆主管，即着意搜集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农业历史文献。1978年创立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并创办由农业出版社发行的《农史研究》学术期刊。1989 年由他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出版后，为中国农业百花园增添新的春色，获国家有关部门的多种奖项。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农史学家。梁家勉 - 生平简介
梁家勉，1908年4月25日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亭冈村（今广州市石井镇）。幼年受其伯父梁秉星（甲午科进士副榜）的熏陶，并读了7年私塾，在业师张子沂、胡柳门等宿儒的影响下，自幼便对中国古籍和国故领悟甚深。1923-1926年因故辍学期间，曾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东塾读书记》等目录学著作，又加深了对中国古籍概况和学术源流的认识，培养了阅读和研究古籍的兴趣。
1926年，他考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前身），在梁漱溟、黄庆、罗干青等老师的教授和影响下，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在高中三年级时，他听了梁漱溟校长考察江浙乡村教育的报告，读了陶行知关于乡村教育的论著，燃起了“要为农村服务的热情”，并下了要学习农科的决心。
1929年秋，他进入中山大学农科，学习园艺和农艺。由于他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喜爱，很自然地便对中国农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丁颖、侯过、陈焕镛等老师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始了对中国农史的学习和研究，并先后在《农声》、《农林新报》上发表研究论文。
1932年，在大学三年级时，因父亲病故，他只好忍痛离开中山大学，挑起维持一家生计的重担，奔走于粤桂之间，先后当过农业推广员、中学教员和图书管理员。1939年春，因为日本侵略军迫近广州，梁家勉任教的肇庆湖山师范学校被迫停课，他只好举家避难到广西桂平大宣圩，一家12口，全靠他的微薄收入，节衣缩食，历尽沧桑。但梁家勉穷不失志，苦不离书，仍孜孜以求地研究农史。
1941年，受中山大学农学院丁颖院长之聘，到该院任教，并主管图书馆工作。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所谓“四书堂”（读书、管书、教书、写书）式的生活。晨窗夜灯，辛苦耕耘，在公务之余坚持进行农史研究，并发表了《烟草史证》等论文多篇。其间，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到湖南栗源堡（当时中山大学农学院迁此）和梁家勉谈两次，非常欣赏梁家勉在农史研究方面的造诣，并建议校方给梁家勉创造条件，让其专心研究。可惜当时还是战争环境而未能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工作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2年他被任命为华南农学院图书馆主任（后改称馆长），他以身作则，努力工作，逐步建立和健全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图书馆工作走上制度化、科学化，并使之成为具有：热带亚热带农业科技资料比较齐全、古农书特藏丰富两大特色的图书馆，得到了师生员工的一致好评。1956年图书馆被评为全校的先进典型单位。同年7月，梁家勉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广东省先进工作者大会。
在农史研究方面，1954年农业部专门召开座谈会，号召加强祖国农业历史遗产的研究工作，梁家勉深受鼓舞，积极响应，翌年便在图书馆增设：“中国古代农业文献特藏室”，进一步搜集、珍藏和研究古代农业文献的工作。1978年，在华南农学院领导的支持下，他创立了“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有计划地组织进行农史学科的研究、交流和培养硕士研究生等活动。1989年他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正式出版，得到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1988年梁家勉60寿诞，全国农史学界聚会广州举行学术讨论会，以示庆祝。
梁家勉还曾担任广东省图书馆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兼秘书长，第三届会长；中国图书馆学会首届常务理事；广东省农史研究会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首届名誉副主任委员；中国农业图书馆协会首届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首届常务理事；1987-1988年广东省图书资料专业人员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农业出版社顾问等职务。
梁家勉 - 主要科学技术成就
抢救农业历史文献
1955年，为了响应农业部关于加强祖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工作的号召，梁家勉在华南农学院图书馆内设立了“中国古代农业文献特藏室”，以满腔热情和极大的毅力，从事古农书和相关文献的访购、整理和珍藏工作。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到1987年他退休时，“特藏室”的藏书已从开始时只有7部发展到6万余册。梁家勉把收集和保存珍贵的历史文献工作提升到“上要对得起祖宗，下要对得起后代”的高度，告喻他的助手们要加紧抢救。他灵活运用宋代郑樵的“求书八法”，主动和各地的书商、书店和藏书家联系，系统收集各大图书馆和各地书店编制的《古籍目录》和《古旧书目》，借以掌握古旧书的信息。一旦发现线索便主动出击，能买则买，不能买则请人代抄、代复制，不弄到手不罢休。每当他出差外地的时候，不管时间多紧，他都要挤出时间到当地古旧书店选书、购书。而且还要通过各种“关系”，深入到书店的内部书库选购。“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和助手出差天津，尽管当时天津的古旧书店已关门多年，不能营业，但他仍设法深入到他们的仓库里去选购。古书买回来以后，他还要亲自指挥或亲自动手，进行装订裱补、抄漏补缺、编目上架等工作，还要采取防虫、防鼠、防毒、防尘等措施。所以每当人们看到那装裱整齐、保存完好、扉页夹有红丹纸、外面套上樟木板的古农书时，无不为梁家勉那种爱书、惜书、护书的风范所感动。
积铢累寸，集腋成裘，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今天，这个特藏书库已成为蜚声国内外的中国农业历史文献中心，国内外数以百计的知名学者，如中国的竺可桢、胡道静、席泽宗、曹天钦，英国的李约瑟，美国的席文，日本的渡部武、滨岛敦俊等人，都曾亲临阅览或考察，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梁家勉的辛勤劳动，为国家收集和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农业历史文献，为后人的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辛勤开拓农史学科
梁家勉的一生与农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便在报刊上发表《孟子农业政策观》、《关于以农立国问题的商榷》等农史论文。日本侵略军侵华时期，他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研究，并写出《诗经之生物学发凡》、《烟草史证》等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更是废寝忘食地工作，除了成立“中国古代农业文献特藏室”，为国家收集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农业历史文献外，还撰写了中国农史方面的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含合著）8部，提出和解决了农史研究中的不少疑难问题，为中国的农史研究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他在的撰者、注者和撰期》" target=>《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一文中，以翔实的史料和缜密的考证，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相关问题，得到同行学者的一致好评，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誉之为“近代研究贾学之杰作”。又如《农政全书撰述过程及若干有关问题探讨》一文，首次系统揭示了该书的成书过程，得到同行学者的赞许，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说该文“对于文定公名著由来，探原寻本，发潜德之幽光，阅了得益不浅”。北京大学王重民教授也说该文“多发前人未发之秘，也完全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再如1981年出版的《徐光启年谱》一书，也深得学术界的好评，有多家报纸和电视台予以推介，1983年荣获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1989年他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正式出版，在学术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梁家勉对农史学科的教育和宣传普及工作非常重视。1980 年他率先在国内招收农史专业研究生，培养农史研究和教学的高级人才。1980年在农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份农史刊物――《农史研究》，为农史界开辟了学术交流的园地。1983年12月，在华南农学院主持召开了农史界首次国际学术会议“《南方草木状》国际学术讨论会”，促进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得到原农业部部长何康的嘉许和鼓励。1985 年倡议成立了广东省农史研究会，并被选为理事长。此外，梁家勉还多次具体设计了整理古农书的方案，起草了许多有关的文稿，虽然在他有生之年未能一一实现，但对后人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树立农史研究的丰碑
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统的中国农业科技通史，既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又运用了许多新资料，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代表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农史研究的新水平，是中国农史研究的一块丰碑，而梁家勉则是树立这块丰碑的带头人。
编写这本书，是中国农史界多年的宿愿，早在196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大连召开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会议上便提出了要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设想，后因发生“文化大革命”而未能实现。1978年12月，农林部又部署这本书的编写工作。1979年2月，农业部委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在郑州召开了第一次编写会议，成立了以林山副院长为主任委员的编审委员会和以梁家勉为主编的编写委员会，组成了有40多位农史专家参加的编写班子。在刘瑞龙、王发武、林山和梁家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历经8年艰辛，五易其稿，终于1986年底定稿，1989年10月，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梁家勉作为主编，一开始便从编章结构、资料搜集、内容取舍、工作步骤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严格把关。为了编好这本书，他曾多次奔跑于京、沪、宁、陕之间，1979年还亲自带队到河南、陕西等地考察。初稿写成后他又针对稿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要求和应该注意的事项，使每次通稿、改稿都能顺利进行。1985年12月开始，他还亲自领导通稿小组在广州进行集体通稿，对《史稿》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全面梳理，调整结构、删重补缺、编制附录，力求做到纵不断主线，横不缺要项。并指导通稿班子写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结束语。为了集中精力搞好通稿工作，他摒除一切杂务，减少宾客来往，窗前灯下，全力以赴。这对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确属难能可贵。
《史稿》出版以后，引起学术界的很大反响。当时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副部长相重阳致函祝贺，认为“《史稿》的出版，将为中国广大农业工作者研究农业提供丰富的史料，为中国农业百花园增添新的春色”。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胡道静先生评论它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巨型专业史，填补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特别是农业科学技术史著作的空缺”。中国社会科学院林甘泉研究员认为“全书资料丰富、结构严谨，论证细密，既充分吸收了同行的研究成果，又提出了不少创见，可以说代表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农史研究新水平”。《中国日报》（英文版）1990 年1月5日、日本东海大学《农田の技术》1989年12号等国内外报刊发表了长篇评价文章，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宗智将它列为中国经济史博士生的必读论著，国内外已有众多学术著作引用或参考了它的材料或观点。1990年9月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4年7月荣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荣誉奖，1995年12月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6年9月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严谨治学 乐于助人
梁家勉曾把自己的工作室名为“春晓初霁室”，并自撰一联云：
花之发，水之流，一腔春意，
天初晓，雨初霁，满目生机。
这副对联活现了他无论待人接物还是治学治事，都有如“春晓初霁”，满腔热情，朝气蓬勃。他严谨治学，主张史料贵全尤贵确，坚持做到三个“务必”，即务必占有原始资料；务必详细注明出处；务必独立思考。所以他的论著都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不仅为自己的研究而忘我工作，而且也经常为解答别人的咨询而默默地奉献。例如，有位作者在撰写《猕猴桃的历史及其在国内外的生产现状》时，文中有关历史部分的资料，包括作为证明中国唐代已有人工栽培猕猴桃的证据，即岑参的“中庭井阑上，一架猕猴桃”的诗句，都是梁家勉提供的。又如，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纪念徐光启诞生400周年，他着手编纂《徐光启集》，并已列入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但当他获悉北京大学王重民教授也在进行此项工作时，为了避免重复，他便主动放弃自己的计划，并把自己积累的资料和心得提供给王教授。王教授深受感动，特在该书《凡例》中申明梁家勉对他的帮助，表示“要特别感谢华南农学院梁家勉教授”。
梁家勉严谨治学的精神和乐于助人的品德有口皆碑，受人敬仰。
梁家勉 - 主要论著
1 梁家勉.中国梯田考――祖国梯田的出现及其发展.华南农学院第二次科学讨论会论文汇刊.1956：209～226
2 梁家勉.《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对祖国现存第一部古农书的一些考证.华南农业科学，1957（3）：92～98
3 梁家勉.《农政全书》撰述过程及若干有关问题的探讨.见：徐光启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78～109
4 梁家勉.利用祖国目录学遗产为农业科学服务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63，（3）
5 梁家勉.中国动植物志的出现及发展.见：科技史文集（第4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11～24
6 梁家勉.荔枝栽培和利用的起源及其发展.华南农学院学报，1980，1（2）：119～126
7 梁家勉.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农业生产高潮.见：农史研究（第一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11～15
8 梁家勉.中国甘蔗栽培探源.见：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403～419
9 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 梁家勉.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农史研究（第二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