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灏的个人简介
李灏，男，汉族，1926年12月出生，广东电白人，高中时在高州中学就读后来中山大学毕业，1947年10月参加革命，1949年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深圳市委书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个人简介
李灏（1926年12月―），1926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人， 中山大学毕业，中共党员，高中时在高州中学就读后来中山大学毕业，1947年10月参加革命，1949年2月加人 中国共产党。曾任桂边纵队营教导员。建国后，历任 电白县人民政府科长，国家计委农林局、国家经委农林局组第，国家建委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工交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建委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经委委员、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 广东省副省长兼 深圳市市长，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深圳市市长，中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李灏是上世纪80年代至九十年代锐意改革的政府官员的代表性人物。1985年自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深圳工作的李灏，是深圳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他一手推动特区的进一步思想解放和改革进程。在历时半年多于11月30日揭晓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相关评比中，他以高票当选人物评选最高奖项――“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并获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2007年8月荣获推动中国证券市场杰出贡献人物。
他的改革意识和施政智慧使得 深圳一直很“特区”，担负了起改革的试点和开放的窗口双重功能。
李灏在担任 深圳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大力推动了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现任 深圳市政府高级顾问，并于2005年组建深圳特区经济研究会，任会长。曾经在1992年全程陪同邓小平同志南巡。
个人履历
1947年10月参加革命。
1953年起，先后在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单位工作，曾任国务院工交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专职委员， 对外经济贸易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经委秘书长。
1983年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
1985年08月，任 广东省副省长、 深圳市市长，
1986年0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
1993年03月，任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5年12月，组建 深圳特区经济研究会，任会长。
主政深圳期间
重要事件股市书之九大推手
中国资本市场20年十大股市改革闯将
任职深圳市委书记后，他力推深圳改革开放。在他的任期内，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1985年颁布了《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成立了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李灏还为经济特区争取到了最重要的资源――特区立法权。
1986年，深圳市政府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制试点的暂行规定》，一些企业根据规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有的还向社会公众发行了股票。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首次开始实行柜台交易。这时，探索建立资本市场，特别是创办一个股票集中交易的市场，历史性地摆到深圳决策者的面前。
1987年7月22日，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成立。该公司是管理市属国有资产的专门机构，是市属国有的控股公司，具有法人资格。这是我市改革市属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实行政企分开的大胆尝试。
1987年9月27日，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
1987年12月29日，我国第一家由国家、企业、私人三方合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开业。
1988年4月11日，深发展普通股挂牌上市买卖。
1999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
1991年10月31日，首家B股深南玻B公开招股。这是中国股份制企业首次发行B股。
精彩语录“有了改革权限当市长才有点意思”
1984年深圳推出工资改革方案，改革了劳动分配制度，可是广东省认为标准太高了，要求停止执行，这说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我就问，“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他点头同意。有了这个权，我觉得来深圳就有点意思啦，否则一点意思没有。
“建深交所是先生孩子后领结婚证”
我们说的是集中交易，是“试业”，没用“正式开业”这个词。上海证券交易所是12月15日正式开业的，我们是12月1日试营业的，也没搞仪式。可以说，深圳的证券市场是先生出“孩子”后领“结婚证”的。
“深圳应多点危机意识”
李灏说，深圳应该牢牢抓住“改革试验田”的定位，要有勇于试验的自觉。而且，深圳对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总结还不够，应该多一些总结，多一些危机意识。
一个改革者 一个明白人按国际规则打篮球
调整只是改革的前奏，改革才是更大的硬仗。只有突破体制障碍，推动制度创新，才能跳出“放―乱―收”的怪圈。
计划为主还是市场调节为主？曾经争论不休。深圳的改革试验，就是在检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否“兼容”。李灏在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提出，深圳的改革要朝着“按国际规则打篮球”的方向推进。“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有意避开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既参照国际惯例，又从实际出发，走出自己的新路，这是深圳改革的重要特色。
李灏导演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他说，深圳的改革，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套完整的计划，而是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不得不去解决，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一些问题解决了，可为以后的改革铺路。先易后难，步步为营，由单兵突进演变到综合配套。深圳迎来了改革出台最为密集的黄金期。
见效最快的改革是建立外汇调剂市场。李灏上任不久，遇到著名的“特发外汇案”。深圳特发公司参与“倒卖”外汇，被中纪委派出的专案组调查，专案组准备拘捕特发公司总经理和一名副总经理。李灏了解案件经过后，认为深圳已在准备外汇调剂改革，特发公司做的合理不合法，外汇也只在自己企业内部调整，个人没有从中牟利，不应该抓人。“特发外汇案”给李灏的震动很大：同一件事情，置于不同的政策法律环境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深圳特区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若不建立新的“游戏规则”，各项工作就如同捆住手脚，无法施展。不改革外汇制度，诸如“倒汇”的问题还会发生；不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一句空话。李灏上任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市长办公会，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外汇调剂中心等四个机构。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这项被称为阻力最大的改革，在深圳破冰。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座无虚席，一场从未有过的土地拍卖会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李灏陪同李铁映、周建南、刘鸿儒等悄悄坐在后排，前来观摩的还有参加全国市长培训班的市长们。这一天，敲响了新中国历史上土地拍卖“第一槌”。土地在中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宪法》第十条第四款明确写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改革突入到禁区，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宪”这项罪名可是不轻。李灏不是鲁莽之人，在实际操作中慎之又慎。派人考察香港土地制度，几度邀请专家学者来深圳专题研讨。不仅如此，他还到北京全国人大面见彭真委员长、王汉斌秘书长，直陈土地制度的弊端。正是由于深圳的改革实践，七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住房制度改革是最费精力的一项改革。1987年，深圳成立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房改方案。深圳提出“提租出售”的思路，房改办工作人员走访了5000多人，统计出14万个数据，经过反复测算，广泛征求意见，1988年6月，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实行“双轨三模式”：一种由政府提供福利房，解决公务人员和教职工的住房问题；第二种是由市场提供商品房，房地产公司开发销售；第三种是微利房，面向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困难职工。当时，深圳基本解决了公教人员和企业职工的住房问题，同时满足少部分富裕起来人士的需求。但遗憾的是，这项改革制度并没有被巩固下来。随着住房货币化、市场化潮流兴起，深圳也开始“随波逐流”，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福利房制度被取消，两条腿走路仅剩下市场化一条。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房改方案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比如，福利房、微利房作为周转房，应优先由政府收购，要卖只能卖给政府，这一条没有实行。另外，对租房的认识不够，在当时条件下，可能还做不到“居者有其屋”，但可以朝着“居者有房住”的方向努力。
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是产权制度改革。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股份化就是私有化，无人敢碰。李灏回忆说，他还在国务院工作时，曾看过一份世界银行关于中国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很委婉地提出中国国企改变现状的思路：在不触动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实行股份制改革，把笼统的“国有”变成不同地区、不同企业持有，分割成若干个利益主体，并逐步推进员工持股。这一思路给李灏很大启发，国企改革只能从股份制突破。1986年深圳推出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这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国企股份制改革的政府文件，由此，深圳打响了国企改革的攻坚战。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国内第一家股份制银行，都在深圳诞生。深圳的改革试验，触到了产权问题。当时，私营企业身份不明，没有合法地位。李灏一直在思索：为什么连外资都可以办企业，中国人反而不能办？可否绕过所有制这一敏感区域开启一扇试验的窗口？在他的推动下，深圳市政府1987年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不仅资金可以入股，而且商标、专利、技术等可以无形资产入股办企业，不受雇工人数的限制。深圳华为就是那时诞生的，不少中央、省里领导慕名来华为公司参观考察，心中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没有中央和地方的投资，华为是怎么搞起来的？”华为老总任正非如实回答道：“我们是靠一份红头文件起家的。”任正非所说的“红头文件”，就是指深圳市政府出台的《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规定》。这一政策的出台，点燃了无数怀揣梦想的科技人员的创业激情。
风险最大的改革是建立证券市场。当时很多人认为资本市场就是搞资本主义，反对的声音特别厉害。深圳市政府1988年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迫 于压力，后来把“资本市场”改为“证券市场”。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试营业”。第二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补办了开业仪式。在开业典礼上，李灏很高兴地说：“今天，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是我市在经济、金融活动中逐步走向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所迈出的关键一步。”深交所开张前，股票黑市交易近乎疯狂。在交易所开张的同时，深圳市政府发布了取缔黑市交易的通告，同时调整涨停板的幅度，但没想到带来的后果却是长达9个月的股市暴跌，面临全面崩盘。深交所负责人禹国刚找到李灏，请求政府出面救市。李灏说，股市下跌，政府出手救市，最重要的是恢复股民的信心，不能再等了。李灏和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等一起商量，市政府动用两亿调节基金秘密救市。从9月7日悄然救市开始，到10月3日不足一月，股市冲出谷底，市场人气重聚。建立证券市场，毕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缺乏经验，管理不善，也会酿成大的风险。深圳股市“8？10”风波就是这样发生的。李灏说，股票风波是他平生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作为市委书记，出了那么大的事，对深圳特区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他心里很不安。好在中央支持了深圳证券市场的改革，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关掉深交所。2007年由中国证券市场周刊发起“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杰出贡献人物”评选活动，李灏名列十名杰出人物榜。颁给李灏奖牌上的评语是：“视野开阔，证券市场摸着石头过河；胆识过人，开设证券交易所不惜赌乌纱。”
最费时的改革是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这项改革从1987年酝酿，经过考察、反复论证，到1992年出台方案，前后历时五年。过去实行供给制，保到老死，搞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不与个人贡献挂钩，这显然不符合改革的方向；照搬西方，特别是高福利国家那一套办法，寅吃卯粮，过度消费，我们也搞不起。通过考察，反复比较，深圳社保方案参考了新加坡、智利的一些经验，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这项改革方案覆盖了养老、医疗、工伤三大领域，一项改革解决了三大难题。199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李灏和郑良玉去北京拜访劳动部负责同志，征求他的意见。这位负责人爽快地说，“你们是特区，也有一定条件，你们搞这个试验我不反对。但目前我们国家财力有限，你们这个方案恐怕还很难在全国推开”。不久，市政府就颁布了《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同时颁发了《职工养老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实施细则》、《职工医疗保险实施细则》。
深圳的改革需要立法权，在大力推动各项改革的同时，深圳也在积极争取立法权。当时只有国家和省一级有立法权，授予一个经济特区立法权，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先例，其难度和阻力可想而知。李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立法权就没有改革权。”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不断吸引外商投资，可是却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使得外商对特区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心存疑虑；另一方面，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地，同样也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驾护航。几经周折，全国人大终于授予深圳立法权。有了立法权，意味着特区法规只要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就可以了，深圳具备了进行改革的重要条件。李灏说，“获得立法权，这是中央对深圳最大的支持”。
两手都要硬
李灏南下履新前夕，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尉健行找他谈话，询问有什么困难？李灏坦率地说，很多困难通过努力都可以克服，惟独对两件事没有把握，一是发行特区货币，一是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如何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脑海里盘旋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李灏在民主法制、行政体制、思想文化教育、新闻舆论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探索。
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监察局。借鉴香港、新加坡的做法，1987年成立的监察局，与检察院、反贪局不同，监察局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同级”，重点是监察市政府领导班子，从市长开始。首倡“立法、教育、办案”的六字监察方针，把制度建设放在首位，其次是教育，最后才是办案。李灏说，与香港、新加坡不同，我们提倡预防为主，教育为主，既体现出法律的尊严，也体现出爱护干部，善待同志，保证我们的事业不受大的损失。
注重新闻舆论监督，鼓励批评报道。在1986年深圳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李灏指出，特区的新闻工作者要以主人翁精神，着重抓好三个方面工作：首先是抓好新事物的宣传报道，热心地为新事物鸣锣开道，促使其茁壮成长；其次，注意抓倾向性问题的报道，善于抓住一个时期带倾向性的问题，及时地进行批评揭露，尽可能使一些不良倾向解决在萌芽状态；第三，要抓好典型报道，包括人和事，也包括对一些专题的调查剖析。李灏认为新闻报道要以正面报道为主，也要适当登些批评稿件，既要报喜，也要报忧。报纸不开展批评是没有生气的。即使是他本人或市政府的某项具体工作，如果确实做得不好，批评一下对于改进工作有好处，应该欢迎。
深圳率先在全国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早公开招考局级干部，对干部的选拔和使用作了大胆尝试，推动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对行政体制改革，深圳也做了一些探索，曾尝试设立政务咨询委员会、立法委员会，将决策、执行、监督有效整合。
一座城市要有高扬的精神旗帜。1986年，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深圳提出“开拓、创新、献身”的特区精神。对“特区精神”，李灏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深圳特区是多元化的社会，可以表达多种意见，自由空间大，但不能没有主旋律，“开拓、创新、献身”就是主旋律。特区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又要吸收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成果，形成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89年，李灏在《求是》发表《抓好法制、道德、理想教育》文章，再次阐述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李灏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应该从法制、道德、理想三个层面提升精神文明水平。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人们的行为靠什么来约束？主要靠法制。商品经济最本质的内在要求是自由和平等，是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竞争，要求人们尊崇诚实守信、质量至上、追求效益等观念。理想教育是更高层次的思想教育，一个社会，需要有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和道德，更需要有激励人们前进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就是人的理想。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理想教育，这几个方面都抓好了，全社会就会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必定是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小平教诲终身难忘
李灏主政深圳8年，最令他难忘的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李灏回忆道，这次小平很兴奋，一路看一路讲，充分肯定了深圳的发展成就。那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在深圳基本搭起来了，小平感到有抓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得通的。他高兴地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要敢闯，往哪里闯？小平同志点破了中国改革的敏感禁区――市场经济。他说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李灏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在陪同去华侨城参观的路上，他向小平汇报说：特区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要反哺内地，1989年深圳成立了经济合作发展基金，每年从市财政收入拿出一定比例，以低息贷款方式帮助扶持贫困地区，发展造血项目。小平听了很高兴地说，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可带动后发达地区，将来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
“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小平所说的八年，正好与李灏主政深圳时期相吻合，这是对特区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李灏人生的最大褒奖。
变革时代经受艰苦磨难
半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和时代变迁，在李灏身上打下鲜明的印记。可以说，时代的滚滚洪流推动他不断进步与成长。
李灏少年时代酷爱读书，渴求知识，立志学到知识和本领，报效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在他脑海里萌芽。李灏的家庭是一个特别的家庭。1939年、1941年，李灏的父母先后病逝，他的二姐李嘉、二姐夫梁之模和表哥郑奎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对李灏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从1941年开始，中共茂电信地委和电白县党组织就以李灏家为秘密据点开展工作， 1941年至1949年间，地区和县领导人在此活动和隐蔽长达八年之久。
李灏1943年高中毕业后，本来打算去昆明投考西南联大，因家庭困难筹措不来旅费，他只好在当地找事做，先后在两个乡村小学担任校长。李灏先后安排中共电白县委负责人严子刚及刘俊才、黎成儒担任教导主任，学校骨干也多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1946年，李灏的三位亲人被国民党残忍杀害。国难家仇，对李灏触动很大。李灏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党组织的影响和安排下，他积极配合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
1946年初，李灏从家乡步行到广州，参加了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广西大学等院校举行的招生考试。放榜后他惊喜地发现，所报考的学校均录取他，并且名列前茅。李灏就近选择了中山大学，成为农业系的一名学生，师从著名的水稻专家丁颖教授。大学期间，李灏在投身学校各种进步活动的同时，还与刘积昌、李卓儒等成立“电白留穗同学同乡会”、“秋白社”，秘密出版《电风》、《电声》刊物，同时多方筹款、筹物运送到茂电信游击区。1947年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地下学联，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由于李灏的身份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从学校撤出，调到粤桂边区茂电信地区工作，从而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州期间李灏开展了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最出色的成果就是策动陈赓桃起义。陈赓桃是李灏的一个疏堂舅父，原是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团长，山东战役后回广州，任广东保三师少将副师长兼保九团团长。李灏利用关系主动做陈赓桃的工作，吸收陈的两个儿子参加地下学联，共同做策反工作；乘陈招兵买马之机，介绍一些可靠人士进入保九团。1949年10月，陈赓桃率领保九团及保十团一营共1000多人起义，茂电信一带局面发生很大改观。起义部队整编后，粤桂边纵任命李灏担任边纵暂二团一营教导员。
1950年，粤桂边区全境解放，李灏从部队调回电白县工作，参加支援前线、民主建政、恢复经济和土地改革等工作，先后任电白县政府党组成员、秘书、科长及土改工作队长、代理区委书记等职务。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大批技术干部归队，李灏奉调北京，这一去就是32年。这个期间，李灏经历了农业、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对外经济贸易等不同岗位的历练。
最初李灏被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参加了国家“一五”计划农村部分的调研和起草工作。1956年国家计委一分为二，李灏被分配到国家经委工作，任国家经委农业局综合组组长。两年后，国家经委的职能调整为主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工作，李灏的工作从农业转到工业上。1960年李灏担任经委领导的秘书，直至1965年。1965年3月，他调到新组建的国家建委工作，任党组办公室副主任。
“文革”开始后，李灏一度受到冲击。1969年恢复党组织生活，重新开始工作。其间，曾调到小“计委”工作一段时间，参与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第一稿的起草工作。以后，李灏又回到国家建委工作，直到“文革”结束。
1979年8月，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成立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一个机构两个名称），李灏任“两委”的副秘书长和专职委员，从事对外经济工作。1982年，国务院各部位机构调整，他调任新组建的国家经委委员、秘书长。1983年5月至1985年7月，李灏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组织参与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李灏在中央机关工作，虽然只是“幕僚”，但对农业、工业、交通、建设、外经贸等都有较多了解，他熟悉了国家经济运行的机制，锻炼了个人的工作能力，又培养了宏观经济观察能力。多年积累的知识财富和工作经验，为他日后在深圳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特区招牌不能丢
1993年4月，李灏从深圳市委书记岗位上退下，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正部级）。他分工主要抓立法工作。八届人大期间，财经委员会负责证券法、银行法、国有资产法、破产法、期货交易法等10部法律起草工作和几十部法律草案的审议工作。
2004年9月，李灏经中央批准离职休养。李灏说我干了几十年，年事已高，要开始做一个清闲人。其实，他离休后依然忙碌，非常关注深圳的发展。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特区内外一体化、深港合作、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大学城建设等，都是他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李灏离休后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对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进行全面的回顾和科学的总结，既对历史负责，也启示后人。在李灏的倡导下，经深圳市委批准，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于2005年12月正式成立，李灏担任研究会第一任会长。他对深圳特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风趣地对特区研究会的同志说，“你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守住特区，别把特区搞丢了”。
在改革开放30年历程中，深圳无疑是中国最传奇的城市之一，李灏也无疑是传奇的人物之一。2008年11月，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及评选活动”，李灏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和30名社会人物。这是对李灏当年改革实践的公正评价。李灏获悉这一消息后谦虚地说：“虽然是我个人当选，但实际是对深圳这座改革城市的肯定。”
南巡见证者
重温邓小平1992南巡讲话在实行统一政策的同时，如没有留下一些能根据实际采取灵活措施的空间，国家的创新能力便会受到影响
深圳未来的发展，最值得重视的是与香港的合作。深港两地的合作应有战略性大思路
除了深港，中国具备条件建设世界级大都会的还有京津和上海地区
“15年了，我确实很怀念小平同志！”和两年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一样，李灏又习惯性地挥舞起右手，“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看问题，的确让我们非常受益。”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二次南巡时，李灏任职深圳市委书记。他于1985年到深圳主政，在特区“非常时期”一度给人以“铁腕”印象。现虽已久居二线，但他对“一都两市”或“一都两区”的深港一体化憧憬，对深圳经济特区使命及前途的思考，从未停止过。
值此小平二次南巡15周年，作为该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人，80岁高龄的李灏再次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如果没有15年前的讲话
《第一财经日报》：1992年小平南巡时的一个大背景，是当时国内出现改革开放“姓u2018社u2019还是姓u2018资u2019”等争论。当时深圳的情况是怎样的？作为深圳的“一把手”，您对小平南巡有着怎样的期待？
李灏：深圳特区从建立开始到小平南巡，其间对特区的非议、反对声音一直不断，主要便是围绕建立特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特区进行的各项改革，是顶住各种压力，冒着很大风险进行的。
这期间，我们在致力于发展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的同时，率先进行了物价、劳动工资、国有企业、外汇、证券市场、土地住房、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监督等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
但这些改革对或不对，期待着小平同志来检查指导。当小平同志给予充分肯定，并斩钉截铁地说特区姓“社”不姓“资”时，特区人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然，我们也想将今后要做的事，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
由于行程比较紧张，一直没有找到更多汇报的机会。在小平同志要离开深圳的前一天，我盘算了一下，还有几个问题我还没有向他汇报，于是在第二天去蛇口的路上，我在车上向他汇报了今后的几点打算：
第一，进一步放开一线、管好二线，也就是要构建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港区；第二，搞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金融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把第三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第三，撤销宝安县，建立三个区，逐步推进特区内外的农村城市化。
这三个打算当场便得到了小平的首肯。他说：“我都赞同，你大胆去干。”现在看来，其实这几个设想都还在逐步实践中。
《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南巡时曾寄望深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试敢闯”，“你们要搞快一点”。您当时是如何理解这一精神的？
李灏：我的理解是，这句话不仅是对深圳、也是对全国讲的。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心中装的是我们整个中国和人民，想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况，早日实现现代化。他对深圳人的叮咛，不更是对全国的期望吗？
小平南巡并不是我请来的，我之前曾几次请他来深圳看看他都没来，这次我还未来得及邀请，他就主动要来了(大笑)。
深圳成为小平南巡的目的地是必然的。因为深圳是他推行改革开放的实践地，如果实践是成功的，也就证明了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得通的。从创建特区开始，他时刻关注着深圳每一步的发展，关注着牵动全局的试验。
《第一财经日报》：您认为小平同志南巡及发表的重要讲话关键解决了什么问题？
李灏：南巡讲话对全国而言，既是动力又是压力。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写入党章和宪法。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用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得通的。
要处理好普遍政策与特殊政策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地方，不统一不好，统得过死也不好。在实行统一政策的同时，如果没有留下一些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措施的空间，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便会受到影响。假如当初中央不让广东、福建在改革开放上先走一步，不允许特区作改革试验的话，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改革开放将如何向前推进，也不会有今天的辉煌。
《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南巡时在深圳、珠海等地视察的企业，大都已今非昔比，深圳更是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民营企业，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李灏：深圳的确在之后的15年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这一现象一点也不奇怪。首先，深圳在当时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便已开始发生改变，国有企业在进行政企分离后，也不再占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同时，为搞活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我们还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我们对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再次，1987年，我们便出台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决定，鼓励兴办各种形式的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的发展，体制环境很重要，不是说政府下命令办好哪个企业就能办好。而在同样的环境下，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成功，还须要有一批富有才干的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这些企业能在深圳诞生，按照华为公司老总任正非的话，是因为深圳当时能为他们提供“准生证”，是因为深圳着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深港合作关系深圳未来
《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南巡后，有关深圳经济特区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您如何看待争论对深圳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李灏：1995年，一位学者发表文章认为，经济特区是靠寻租发展起来的，特区与非特区存在不平等竞争，应当取消特区的这些政策甚至取消特区，从而引起一场大的辩论。
说句公道话，这位学者的话也有一定道理。但他却忽略了一个问题：特区不仅参与国内的竞争，还要参与国际竞争，后者当然更重要。这一点，我认为即使到现在也应该加以强调。
现在国际上有很多自由港区、自由贸易区等，不仅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纷纷在兴办这类特区，而这些地区都实行低税率。如果我们特区的税率很高，拿什么来和人家竞争呢？
至于正在酝酿出台的两法合并，我是完全赞同的。现在正是合并的好时机。就我的理解，两法合并是解决内、外资企业税率不同的问题，与特区的政策是不同范畴的事。实际上特区从建立早期起，就已经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税率。现行的税率与香港及国外一些特区近似，应当是可行的，我想中央会考虑到这个情况的。
《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南巡为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定下了基调。今天中国正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深圳在此方面更是明显。基于此，您对小平南巡讲话的历史意义是否又有新的解读？
李灏：现在来看，15年前小平南巡发表的重要讲话仍不过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可以说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变，小平当年重视试验田作用的做法，也应继续引起我们的重视。
经济特区的建设目标，也在与时俱进。深圳正如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国际化城市，这一目标也是在深圳的发展历程中逐渐提出的；另一面就是经济特区，是开放的窗口和改革的试验田。从某种意义上，后一属性是实现前一个属性的手段。这就需要给予它一定的特殊政策。没有一定的特殊政策，就不会有真正能发挥作用的特区。
《第一财经日报》：深圳在2005年明确自身定位后可谓轻装上阵，开始了一段新征程。日前，深圳又成功取得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举办权。您对深圳未来的发展有何憧憬？
李灏：深圳未来的发展，最值得重视的便是与香港的合作。深港两地的合作关系应有战略性大思路。将来深港不论是“一都两市”还是“一都两区”，总的趋势一定是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深圳与香港实现一体化，建立共同体。
在中国，深港形成一个世界级大都会，甚至可以超过世界任何地方。除了深圳和香港，中国具备条件建设世界级大都会的地区还有两个，一个是京津地区，一个是上海地区。当然，这三个抱团式世界级大都会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比如广东，要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江苏、上海等地也可以发展更快一点。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李灏：习近平广东视察传承改革精神李灏：传承改革精神续写春天故事
2 0年前，他们亲历了邓小平同志南方之行，见证了“春天的故事”，20年后，他们受邀来到深圳莲花山，与习总书记一起回顾广东改革开放历程，他们表示要老当益壮，“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习近平总书记在莲花山视察时，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作为陪同的四位老同志之一见证了全程。近日，李灏在深圳麒麟山疗养院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
在李灏看来，习近平总书记此次来深圳视察，没有封路，没有安排宴请，没有入住迎宾馆，而是住在一间普通套房，吃饭也只是自助餐，这些都体现出习总书记身体力行践行新八条规定，态度鲜明。
回忆习总书记向小平同志塑像敬献花篮的场景，李灏无比激动，“我很幸运，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新一届领导人视察深圳，能看到改革开放精神的传递与坚守。20年的路，足以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改革的步伐不能停顿”。
李灏还回忆了邓小平南巡的情景。李灏说，特区人最感谢邓小平，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指引、支持和信任，就没有现在的深圳。1992年，在全国都在讨论经济特区“姓资姓社”的时候，邓小平来到了深圳，一番谈话，为深圳指明了发展方向。
在李灏看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第一站就到深圳，就是说明中国仍然要坚持邓小平的道路，要把改革开放坚持下去。
“尽管我们现在的环境与20年前大不一样了，但小平同志的讲话仍然指导我们前行，经济特区仍然要敢闯敢试，小平同志当年重视试验田作用的做法，也应继续引起我们的重视。”李灏说，20年前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一阵春风，给处在改革十字路口的广东送来了春天的生机和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广东视察像一道阳光，给转型中的中国以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希望，南粤大地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窗口，续写u2018春天的故事u2019。”
李灏认为，作为改革的先锋城市，深圳一直在改革，改革任务仍很繁重，例如如何使人民币国际化，如何携手香港创建国际化城市等。而且，作为改革“试验田”，深圳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尝试，如财富的二次分配、遗产税等。“其实，深圳的改革空间还是很大的，毕竟中央此后再也没有增加过特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