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可胜的个人简介
凌可胜（1897~1969），又称林可胜，新加坡华侨是我国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也是蜚声国际的生理学家，在消化生理学与痛觉生理学两个领域都成就卓越。他又是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他舍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决然地与祖国同胞一起共赴国难，组织战地救护队，创建救护总站，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
简介
医学世家 一门三林
林可胜，1897年10月15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今龙海县）。父亲是新加坡著名医生、社会活动家林文庆，母亲黄端琼是著名同盟会员黄乃裳之女；姨父伍连德是国际上声誉卓著的防疫专家，本世纪初，由于扑灭震惊世界的我国东北瘟疫而成为世界防疫科学的权威。林可胜的弟弟林炳添，毕业于香港大学医科，又留学美国。林可胜的侄儿林国安获英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获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林文庆一门三林，一家三代都在医学上有杰出成就，在新加坡传为佳话。林可胜之妻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的小女儿张茜英。
留学生涯
林可胜8岁就被送往英国爱丁堡上学，中学毕业后考进爱丁堡大学，专攻医科。临毕业前，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林可胜应征服兵役，被分配在英国南部朴茨茅斯附近的军医院当外科助理。4年紧张的战地医护工作，对他后来在祖国创办救护总站，无疑是很有裨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林可胜复学。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连续获得医学内科和医学外科学士的学位，并留校当生理学讲师。1920年与1924年，又先后获得哲学博士与科学博士的学位。1923年，以美国罗氏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研究员(fellowship)衔，在芝加哥大学生理系从A J Carlson 教授研究胃肠生理学一年。
生理学研究
任教协和 培育英才
1925年秋，林可胜回到了祖国，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科客座教授兼系主任，1927年升教授，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个华人教授，其时年仅30岁。林可胜在协和任教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几年间，他刻苦钻研、锐意创新，在科研、教学、培养人才等方面都有突出成绩，使我国的生理学研究达到世界水平，协和成为中国生理学研究的中心。在林可胜领导的生理科长期工作的生理学家有倪章祺(1924-1932，讲师)；侯祥川(1925-1931，讲师)；德裔犹太人倪哲尔(1924-1932， 副教授)；沈隽淇 (1926-1938，副教授)；张锡钧(1927-1942，副教授)；柳安昌 (1928-1935，讲师)；林树模 (1930-1937，助教授)及冯德培 (1934-1942，副教授)。在1935年至1937年间，林可胜还是协和医学院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执行院长职务。
中国生理学会
林可胜1926年春同吴宪等16人创建了“中国生理学会”，任第一届会长。第二年，林可胜又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并任主编。中国生理学会的成立和《中国生理学杂志》的创办，为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我国生理学的发展和培养这方面的科学人才，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林可胜主编《中国生理学杂志》时，对每篇论文都认真审查，严格要求，亲手一再修改，直到完全满意时才公开发表。这对树立严谨的写作态度，培养严格的科学作风起了示范的作用。这个刊物很快获得国际生理学界的称道，成为我国具有国际水平的少数科学刊物之一。
在教学上，林可胜既严肃认真，又循循善诱，不拘一格，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能用双手同时在黑板上画图，又快又好，使学生们钦佩。他非常重视实验课和技术训练。当他的研究生，头3个月必须先在工具房学习各种简单实验工具的制作技术，他把这当作一项基本功。所以他培养的学生，实验操作的能力都很强，这对以后的研究助益匪浅。他在协和工作的12年中，不但培养了大批医学生，还培养了许多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包括青年教师和进修生，如冯德培、卢致德、柳安昌、徐丰彦、沈其震、贾国藩、易见龙、李茂之、王世浚、沈诗章、徐庆祥、陈梅伯、黄仁若、李落英、汪昆仁、李宗汉、谢维铭、孟昭威、吕运明、王志均 、杨鸿度等及少数德国、日本的留学生。他的学术影响也被传播到我国许多医学院校、综合性大学生物系以及一些研究机构。
引起重视
林可胜开创性的研究引起同行的高度重视，早在20-30年代，他因发现“肠抑胃素”而著称于国际医学界。1952年-1967年在迈尔斯实验所，对于疼痛及止痛机制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世界各地不少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聘请他为成员。1928年至1930年，林可胜被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1942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55因成为美国公民改为院士)。1948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61年香港大学授予他科学博士名誉学位。
林可胜在科研上之所以能取得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绝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和多年一贯的顽强钻研是分不开的。为了研究阿斯匹林的镇痛作用，他先把缓激肽注入自己的动脉血管中，使身体产生剧烈的疼痛，然后再用阿斯匹林来镇痛。从实验记录影片中，人们看到他痛苦扭动的情景。实际上，林可胜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绝非仅此一项，著名的组织胺刺激胃分泌的实验，就是在他自己身上做的。在协和做研究实验，常从早到晚，非常紧张，午饭只能在实验室里吃，他常常派人到附近的东来顺饭庄买大饼、酱牛肉和咸菜，同大家一起边吃边做实验。他的家离协和很近，而且条件很好，但是他总是说服自己的英国夫人，以便留在实验室里和大家一起啃大饼。仅从这点即可以看出他锲而不舍、刻苦钻研的精神，也反映出他平易近人的一贯作风。
参加抗战
救死扶伤 共赴国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着北平，林可胜毅然奔赴抗日的最前线。为了免去后顾之忧，他携子女去新加坡，将孩子安顿后即只身回到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为祖国的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随着战争的发展，鉴于战争的持久性和医护人员的紧缺，他在贵阳图云关创设救护总站，除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训练示范病房以培养战地医护人员外，还附设药品及医疗器械制造厂。当时的卫生人员训练所，实际上集中了医学各方面，包括基础医学在内的专门人才，如荣独山、容启荣、张先林、周寿恺、汪凯熙等协和毕业生，其规模之大，人才之众，远远超过国内任何一所医学院，这说明林可胜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组织领导才能。由于他的国际声望，救护总站得到国际进步团体、个人以及爱国华侨的广泛支持。总站始终得到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力支援和帮助。“同盟”曾派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与救护总站保持联系，经常对红十字会的工作和伤病员及难民情况作出书面报告，及时对外报道宣传，从而募到大量的捐款和医药物品。救护总站先后派遣了一百多个救护队分赴各战区，并在五个战区设立分站。抗战初期，前线由于缺医少药，伤兵得不到及时的医护，往往轻伤转重，重伤致死，造成不应有的伤残与死亡，严重影响了士气和战斗力。正如保卫中国同盟的代表1938年夏天视察南昌附近的伤兵收容所时所描述的：“那里活像一幅地狱图。那些军服上血迹斑斑的伤兵，被炸弹炸掉了手脚，身体半裸着，被收容在几个临时搭成的脏房子里，挤得满满的。医师告诉我说：头部和腹部中弹，便没有什么希望了。即使是轻伤，在医院生疽死去的也不少。”自救护总站在前线设立战地医院后，情况大有改进，伤兵运到后，及时加以医治，轻伤者医至痊愈即重返战场，重伤员则经过紧急处置后，转移到后方医院。
抢救伤员
1938年10月长沙大火后，大批伤病员涌向后方，由于卫生条件差，大多数官兵患有皮肤病，痛苦不堪。当时林可胜正移驻湖南祁阳，他把大汽油桶改装成锅炉，设置成简易灭虱治疥站，在56个后方医院进行灭虱、治疥，并给予特别营养，疗效显著，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
1940年夏，林可胜亲自率领医师深入到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当时有许多地区不通公路，全靠步行。盛夏烈日下，他时常光着上身，头包白布，走在前头。每天午饭后，他就在小村的长凳上躺着歇息。他训练自己该睡就睡，要醒即醒，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他们行走了70天，回贵阳后就拟定一个“水与污物管制计划”，主要是针对水致传染病与肠胃病的预防，先在长沙前线试行，后也推广到各战区，从而减少了军队的传染病。这对改善广大官兵的健康状况，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起着积极的作用。他认为，部队驻扎乡村，不仅部队本身的环境卫生要搞好，还要训练部队改善乡村的环境卫生，将来胜利后，大批士兵复员回到自己的家乡，便可把农村的卫生搞好。这样，现在的工作即可为将来建国时期的公共卫生打好基础。这一颇有远见的计划，也体现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他怀着对抗战官兵的深挚感情，在医疗上总是精益求精。平时办公，他对报销单据之类，连看也不看就批上“OK”，交出纳去办；而对医疗报告，则总是认真审阅，从不放过。有一年圣诞节的傍晚，从前线转来一大批伤兵，救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因时间已晚，推说病房已满，不予收容。伤兵们只好瑟缩地躺在训练医院门口。时近半夜，林可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山视察，当场大发脾气，命令立即停止欢庆圣诞的晚会，全体医护及事务人员紧急集合，打开训练示范病房，安置好全部伤兵，并煮粥给他们吃，一直忙到第二天黎明。林可胜的工作作风及作为一个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责任感，由此可见一斑。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于1940年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慰问，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颇多非议，唯独对林可胜专心任职及其“努力之精神”极其赞许，并主动应承逐月由南侨总会捐助1万元给救护总站。
出征缅甸
1942年至1944年，林可胜奉命随中国远征军出国到缅甸，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医药总监。这期间，由于战况紧张，他经常每日工作16个小时，真可谓身心交瘁。他因此多次得到中国政府的嘉奖，以及英、美政府的授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林可胜将各军医学校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调整改组为国防医学院，创建军医中心教育制度，培训中国自己的军医人才，同时还负责筹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
客死异乡 抱憾终天
被逼离乡
1948年， 蒋介石拟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但他坚辞不就，而于1949年5月去美国。想当年他怀着发展中国现代生理学的雄心壮志而慨然归国，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创业，使我国的生理学已初具规模。在经历了8年抗战的磨难之后，正拟大展宏图，但面临的却是全面的内战和人事的难处，迫使他不得不远离祖国，他曾对亲密的朋友表示离开祖国的悔恨心情。到美国后，他先后任伊利诺大学客座生理研究教授、克莱顿大学医学院生理学与药理学教授兼系主任。 1952年后，他又受聘于印第安纳州迈尔斯实验所 (Miles Lab)，负责生理、药理研究工作及医学科学研究指导，直到1967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