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浩的个人简介
李思浩（1882―1968年）字赞侯，浙江余姚人（原属慈溪沿江乡）。早年肄业于京师大学堂，后考中举人。曾在清政府盐政、税务机构任职。民国成立后任临时政府盐务署科长、厅长、次年为国家税务筹备处委员。1916年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次年为代理财长，6月兼中国银行总裁。1919年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1919年徐树锋创边业银行于北京，李任总经理。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大败，名列安福系祸首之一，被通缉。1924年段祺瑞复出，再任，财长兼盐务署督办。1925年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1933年天津大中银行改组，任总经理。1934年因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迁大中总管理处至上海。1936年四明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任商股董事。抗战爆发后避走香港，1941年12月遭日军拘禁。1942年2月返沪，发起设立阜通银行，任董事长。1943年日伪改组四明银行，李任董事长、兼中国通商。交通银行董事。早年经历
李思浩，字赞侯，浙江慈溪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祖上经商，积 有财产，有棉田2万余亩。其祖上临终遗言，田产不得变卖，逐年收入留作栽培后辈，猎取功名之用。李思浩自幼聪慧好学，少时即以神童名闻乡里。20岁（1901年）时负笈北京，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接触到新式知识。但他牢记祖上叮嘱，仍图走传统的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之路。1903年，李思浩回浙江杭州应乡试，中第103名举人，总算不负祖上猎取功名之厚望。次年又去河南开封，参加甲辰会试（北京试场已毁于八国联军庚子之役），竟名落孙山（亦有称中进士）。此时已届清政府行新政、废科举、办新学前夕，李思浩通过科举再向上博取功名的路径已断，于是不得不再返北京，出资向清政府捐得主事，分发在北京户部，同时继续在京师大学堂学习。1906年，李思浩出任度支部编纂考核，开始接触盐务，从此与财政、盐务与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7年，清政府将户部改为度支部。后因盐务繁忙，该部专设盐务筹备处，李思浩为筹备委员之一。1910年，李思浩任度支部考核司司长兼盐政处处长，1911年任税务司司长。在此期间，李思浩主要负责盐政事宜，曾赴浙江、两广等地调查盐务，提出整顿盐务新法，先后受到度支部尚书载泽、陈尧甫等人的赏识。
民国创立后，官制初定，改度支部为财政部，下设盐务署，署内分设总务、场产、运销三厅。署长张弧，李思浩先任盐税科科长，后任场产厅厅长。盐产不仅关系国计民生，而且盐税为稳定的大宗财政收入，盐政一向受各方关注。1913年，北京政府向列强接洽善后大借款，以盐税为主要担保之一，从此全国盐政受到列强的控制。1914年4月，根据北京政府与外国银行团的协定，在财政部之下成立盐务稽核所，总办为英国人丁恩，实际控制了中国盐政的有关重要事宜。盐务署的一切款项收支，事事须经总办核批，处处仰其鼻息。盐税收入除按期拨付到期的善后借款本息外，余款大部存入汇丰银行，名为盐余，作为其它内外债务的担保，但仍有一部分拨解到财政部，作为员司薪给及行政经费之用。此时张弧和李思浩合议，向丁恩力争取将各地应拨还的1914年4月前的历年盐税欠款另行入帐，列入“盐务另款”，由盐务署自行支配，不受盐务稽核所的控制。盐余与盐务另款合计每月收入可达数百万元，成为北京政府一笔稳定的收入，在当时北京政府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这笔收入对北京政府的意义不言而喻，而负责盐务的李思浩也因此成了北京政府的“财神爷”之一。
1915年， 袁世凯图谋改行帝制，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盐务署长张弧连续接到多封恐吓信，警告他不得再为袁世凯效力，张因胆小而辞职，盐务署署长遂由李思浩升任，同时仍兼任场产厅厅长。从此，盐余及盐务另款基本为李思浩所掌握，他除将此款的一部分上交财政部外，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报效各时期的当政者。因此，先后担任北京政府总统的袁世凯、 黎元洪、 冯国璋、 徐世昌等人，都不断给李思浩捎来便条，“情商”提用款项，李思浩由此成为当政者眼中的红人。袁世凯当政末期，将李思浩名列政事堂，以盐运使资格备用。
1916年3月，袁世凯在讨袁护国战争风起云涌的压力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旋即在6月病死。其后， 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并由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经段的亲信徐树铮的推荐介绍，李思浩出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得到段祺瑞的欣赏，逐渐成为段所倚重的干将。在段祺瑞周围集合而成的军阀派系，称为皖系，李思浩既为段所信赖，当然也就成了皖系集团的中坚人物之一。皖系一手操纵的安福俱乐部成立后，李思浩又成为安福系的财政后台。由于李思浩掌握了盐余与“盐务另款”这个钱袋，为皖系所倚重，因此在皖系倒台前，虽然北京政府的内阁成员不断变动，财政总长一再易人，而他的财政次长地位却极为稳固，始终连任，不曾换人，成为政坛不倒翁。
政治生涯
1917年4月，财政总长陈锦涛因涉渎职业嫌疑被免职查办，李思浩一度以次长身份代理财政部部务。同年6月，徐恩元因在中国银行总裁任上未处理好各方关系，被迫去职，李思浩又兼任了中国银行总裁。然而好景不长，他在中国银行总裁的位子上坐了不及一个月，情况还未熟悉，便赶上了7月1日“辫帅”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之举。慌乱之中，李思浩微服出京，躲避动乱。不旋踵，段祺瑞组织“讨逆军”，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李思浩为之奔前跑后，积极筹措各项军事费用。7月12日，张勋失败，被逐出北京，段祺瑞再次上台执政，李思浩继续担任财政次长。1919年11月，靳云鹏组织内阁，李思浩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手握财政大权，可谓呼风唤雨，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高峰。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段祺瑞被迫下台，直奉两系共掌北京政权。直系等随即操纵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皖系骨干分子李思浩、徐树铮、段芝贵等10人，被共称为“安福十大祸首”。李思浩消息灵通，先于24日逃入东交民巷，避居于俄华道胜银行的高级职员宿舍。李思浩只担任了不到一年的财政总长，而他为逃避通缉，在东交民巷一住就是3年多，无法自由活动。直到1923年，经北洋元老王士珍等人的疏通，大总统黎元洪取消通缉令，李思浩始离开北京去天津闲居。不久又应浙江督军、直皖战后皖系硕果仅存的大将卢永祥之邀，去杭州居住，并被卢永祥奉为上宾。1924年9月，卢永祥与直系军阀的大将、江苏督军齐燮元开战，是谓江浙战争。结果卢永祥战败，李思浩随卢逃出杭州，蛰居于上海租界。
结算金佛朗案
1924年10月，直系与奉系军阀在北方发生了第二次战争。由于直系大将冯玉祥临阵倒戈，直系战败，曹锟辞去大总统职务。11月间，段祺瑞在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支持下重新出山，在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自任执政，重新搭起了北京政府的班子。段祺瑞起用老部下李思浩，担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但此时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实力已大为削弱，今非昔比，而各地军阀割地称雄，各省税收多被截留，中央所得甚少，“盐务另款”来源也告断绝，北京政府财政陷入绝境。即使京畿之内的税赋收入，也都被划归奉、冯两军充作军费，临时执政府的日常开支、军警饷金，均筹措无着，只能靠告贷度日。此时外债因几无可作抵押之物，无处可借；内债因无偿还信誉，本国银行又都袖手旁观。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饮鸩止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责令李思浩限期办理结算金佛朗案。
金佛郎案的由来是，根据《辛丑和约》，中国须赔偿法国白银7088万两，通过关银与佛郎（法郎）之折算，连本带利共58016万佛郎。因为佛郎实行金本位制，而金银比价经常变化，故每年中国以白银时价折合金佛郎交付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佛郎贬值，其实际价值仅及其纸面含金量的1/3。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1922年，法国提出将庚子赔款之未付部分退还中国，用于偿还中法实业银行基金，发展中法教育事业，代偿中国政府应缴中法实业银行未清股本，及清结中国政府欠中法实业银行各款，但所有这些用款，均以金佛郎计算。所谓“金佛郎”，是指实行金本位的纸币。当时中国银币1元值8佛郎有余，而如果以其含金量牌价换算，则只值2佛郎70生丁左右。如果按照法方要求，以金佛郎付款，中国将要损失6500万元之多。这样，名义上是法国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实际是为了法国的利益，将佛郎贬值的损失转嫁于中国，中国不仅未得好处，反要向法国付出一大笔钱。
法国提出以金佛郎结算庚子赔款的要求后，北京政府据理驳回。此后，法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纠缠不休，紧逼不舍，并以东方汇理银行扣留盐余和拒绝参加关税会议相威胁，逼迫北京政府让步。中国方面的一些高官显贵，特别是王克敏等人，与中法实业银行利害关系密切，他们也希望在用庚款偿还该行各款项时，照所谓金佛郎支付，以获取更多利益，故怂恿北京政府满足法方要求。在内外双方的压力下，北京政府曾在1923年2月，决定同意以金佛郎结算法方退还之庚款。然而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各界一致抨击此决定为卖国行为，该案在国会被搁置，悬而难决。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成为北京政府总统，法国联合各列强递交照会，声明如中国不承认金佛郎，则法国对中国政府整理外债、增加关税等问题将不予支持。曹锟本想通过与法国的谈判，秘密承认法国的要求。但碍于各界的强烈反对，他不敢贸然行事。12月，北京政府再次向法国声明不承认金佛郎。
对于金佛郎案，段祺瑞在台下时也曾通电反对。但此时段的临时执政府财政枯竭，张作霖、冯玉祥催索军费，急如燃眉，段祺瑞只好不择手段，以图先渡过难关再说。在段的指示下，李思浩复就此事与法方再度商议。在法方压力下，中法于1925年4月20日成立协定，规定法国庚款退还时以美元汇率折合中国货币计算，而法国则以金佛郎折合为美元，中国实际上还是承认了法国提出的以金佛郎结算的要求，并将为此损失关银6200多万两，但临时执政府也可由此换得扣在总税务司安格联手中的关余、盐余2360多万元，作为救急之用。李思浩此举虽为代人受过，但激起社会各界的反对是不可避免的，有传闻他已受冯玉祥部下的严密监视，并将对其采取行动。李思浩预感处境危殆，遂于1925年11月再度逃入东交民巷，租得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空屋两幢暂居。1926年4月，冯玉祥的军队在与奉军的作战中失利，退出北京，李思浩遂由奉系备专车送至天津，从此在天津开始了他长期的寓公生涯。
晚年境遇
李思浩到天津后，退出政坛，终日闲居，不问世事。其间中国政坛风云变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国民党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当权者。1931年冬，蒋因 九一八事件和国民党内部派系分裂，一度辞职下野，回到家乡奉化。此时，蒋介石与 宋子文一度发生矛盾，宋离职去广东，并表示要辞去财政部长职务。蒋介石则通过虞洽卿，请李思浩往谒。李在征得段祺瑞的同意后，南下到达上海，由虞陪同赴奉化见蒋。蒋表示拟以财政部长相委，然时过境迁，此时的李思浩早已失去当年的实力，在天津赋闲多年，与政事也早隔膜了，蒋的表示或许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李思浩心知肚明，表示愿意在财政上尽力相助，但财政部长一职仍建议宋子文留任。宋在广东闻讯后，急忙赶到南京，从此不再提及辞职一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华北。为了避免日本利用北洋元老从事分裂活动，1933年2月，蒋介石派钱新之北上天津，接段祺瑞南下。钱找到李思浩，由钱、李共同陪同段祺瑞到达上海，由国民政府每月拨给段生活费，直到1936年11月段在上海病逝为止。对李思浩、曾云霈、段宏业等段派人物10人，亦每人每月致送津贴1000元。直到抗战时期，李思浩托人带信给重庆当局请免后，他的津贴始告取消。
1935年，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更为扩大，华北局势更加紧张，李思浩得到蒋介石的电召去洛阳，被任命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兼下属之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着其当即北上赴任。蒋介石的意图是利用李思浩与日方的关系，尽可能有所缓冲，以争取时间。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发起挑衅，攻击中国军队，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爆发。此时，日本军方力图留住李思浩，利用他为日本侵华效力，而李思浩则决心脱出樊笼，毅然离开北平，至天津住下后，再搭轮船到上海。但李思浩到上海后，上海大部地区也已沦陷，只余租界地域成为日军暂时无法染指的“孤岛”。日方继续派人威胁利诱，迫李思浩出任伪职，而当时上海暗杀之风甚炽，李亦被列入国民党军统的监视名单之中。李思浩深感自己危若釜中游鱼，只得避走香港。他在香港经常和杜月笙、钱新之交往，并曾同去武汉见蒋介石。蒋委他为中央赈济委员会第九救济区（辖区为闽、粤、桂、港、澳等地）赈务委员，李遂重返香港居住。军统首领戴笠曾多次过港，每次都与李思浩见面，某次李对戴戏言：过去在天津、上海多蒙你们关心，成为注意对象，现在可以从监视名单中勾去了吧。戴笑答：“我们早是一家人了，还提作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李思浩被日军拘押到上海，再次成为军统监视的对象。日本特务头子 土肥原贤二曾多次找李谈话，企图拉其下水。后由于日方内部对李的看法不一，且汪伪政权早已开张，也不愿李再插足进来，因此他始终未曾正式下水出任负实际责任的伪职，但在经济上曾得到汪伪政权的津贴，并担任了一些挂名职务，如伪交通银行常务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上海四明商业储备银行董事长、《新闻报》董事长等，每月领取多少不等的干薪 。
抗战胜利后，李思浩因与蒋介石、 戴笠等人关系较为密切，而且未在伪政权中负过实际责任，所以不曾遇到肃奸的麻烦。此后他因年迈体衰，不再从事社会政治活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后李思浩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
1968年1月28日，李思浩因病在上海去世，终年86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