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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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根成的个人简介

康根成 (1905-1966)内蒙古早期革命家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蒙古族 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把什村人.(贾力更革命抗日烈士的大哥) 1923年进入北京蒙藏学校学生,(乌兰夫,多松年为同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

简介

康根成 (1905-1966)内蒙古早期革命家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蒙古族 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把什村人.(贾力更革命抗日烈士的大哥) 1923年进入北京蒙藏学校学生,(乌兰夫,多松年为同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五四运动,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委派康根成与乌兰夫,多松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康根成进入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军事,1929年11月毕业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康根成加入了苏联远东伯力城中国游击队在刘伯承.黄平领导下任重机队队长,苏联红军远东红旗军侦察科上尉翻译,远东边疆党部工人之路编辑,苏联红军远东红旗军侦察科军事翻译、情报组组长,1933年中东路事件之后,被苏共肃反被错误流放、充军,1954年6月苏联最高检查委员会给予了平反,1956年3月25日回到祖国-中国,任内蒙古自治区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1966年8月15日因病辞世,享年61岁。

生平介绍

好学少年

康根成,1905年出生于把什村一户殷实的土默特蒙古人家庭。康家也算大家族,而且把什村原名为巴克希板升,即有老师和学校的村子,是土默川上比较早就有村办学校的村子,所以康根成也算出生书香门第,把什村这个蒙古人较多的大村子也算是有一些识文断字人士和一定文化气息的村子。

但是,在那个外国列强可以蹂躏中国,中国老百姓遭受官、匪、兵、税盘剥糟害的年代,即使是殷实人家,也同样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好在康根成的父亲康海明是个有点文化又精明干练的农民,他懂得家境的改变,社会环境的好转,民族命运的扭转,都得靠培养有志气、有文化的年轻人去实现。因此,康家的六个子女中有三个得以上学并投身革命,再加康根成的堂叔康济民也投身革命,已经是一个革命气息很浓的家庭。

少时的康根成是个懂事而灵秀的孩子。八九岁时,父亲送他到村里的私塾房念书,他懂得刻苦用功。土默川上长大的孩子大多有这样的经历,白天上学,放学后赶紧帮父母放一会儿牛马,顺便割些青草,晚上喂马牛羊。康家有两头牛,这是小根成的任务,也是他与比他小两岁的弟弟快乐牧童生活的伙伴。他们一边放牛,一边割草,一边把他学会的《三字经》、《千字文》领着弟弟背诵,还给弟弟讲述怎么理解,间或还穿插一些他所知道的有关典故。不知不觉中既让他自己温固并整理了所学的知识,享受了学习和传授知识的得意,也开启了弟弟的心智,大大地吊起了弟弟急于上学的胃口。天黑时,一头牛背上驮着青草,另一头牛背上坐着他,胸前紧抱着调皮而可爱的弟弟。这一幕日复一日,给父母带来无尽的期望,也常常赢得邻居们的羡慕。

1918年,康根成与堂叔康济民考入呼和浩特的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时人简称“南高”、“南文庙”或“土小”),这是他们第一次告别亲人,离开乡村,来到当时土默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中心呼和浩特,也是他们人生旅程的重要一步。呼和浩特离京不远,又有京包铁路经过,再加土小与北京蒙藏学校特殊的渊源关系,校友们经常往返于两地,因而呼和浩特的学界也紧跟北京,土小是其中一个非常活跃的阵地。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已经是北京蒙藏学校学生代表和北京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的校友荣耀先,带着学生宣传队回呼和浩特,土小是他们的吃住根据地,土小学生是他们的追随者,其中,康根成与乌兰夫、多松年、高布泽博等一道,是积极分子。

1923年3月,由日本租借旅大期满拒不交还而引起,一场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展开,当时康根成与乌兰夫、多松年、奎璧、高布泽博等一批土小高年级学生,成了呼和浩特著名的砸“盛记”洋行抵制日货行动的骨干。

1923年秋,这是康根成人生旅程最为重要的一步。他们作为土小四班的毕业生连同前两届二班、三班的学生,经土默特旗选派,有39名学生考入北京蒙藏学校。这就是受到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重视和培养,有20多人在1924、1925年成长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一批早期在内蒙古开创革命事业的先驱。康根成是他们当中光荣的一员。

流放苏联

1925年10月,中国北方区委选派康根成与乌兰夫、多松年、奎璧、佛鼎、赵诚等同学前往苏联深造。因形势严酷,需分批分道出发,康根成与乌兰夫、多松年一道由上海经海参崴前往。佛鼎、奎璧、赵诚先到蒙古国党务学校学习,翌年,奎璧因形势和任务需要而继续留在党务学校学习,佛鼎和赵诚前往莫斯科。这一年3月,弟弟贾力更也追随他们考进了蒙藏学校。临行前的一个傍晚,康根成把弟弟叫了出来,在校园里作了长谈。他们憧憬未来,兄弟俩互相勉励,一定要为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家乡的父老奋斗一身。贾力更在暑假刚刚回过老家,他知道他们两个青壮年在外求学,家里的日子很艰难。父母已显得苍老,留在家的俩个年轻媳妇一边与老人共同操持艰难的日子,一边还得到地里劳作,而且嫂子已经累出了病。弟弟终于忍不住了,说了一句:“山高水远,不知哪一天才能再见面-----”谁知,这尽然成了他们的绝别。

1926年秋,多松年回国了,任中共热察绥特别区工委书记。1929年6月,佛鼎、乌兰夫、奎璧回土默川组建西蒙工委三人小组。1930年赵诚毕业,取道蒙古,辗转于1931年回到土默川。

本来,共产国际已经为康根成办好了回国的护照,不料却发生了中东铁路事件,回国搁浅。接着,1933年苏共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逼供、肉体摧残、流放,康根成在列宁的故乡开始了长达23年的苏武牧羊式生活,直至1954年6月平反。

老病归乡

1956年3月,康根成终于得以回国,他的行李只有几件破旧衣服和一个充军时吃饭的铁筒。他有出笼飞鸟的感觉,虽然只有50岁,但已经一副病体、老态龙钟、两鬓班白的痛苦。中组部依照他的意愿,同意他回内蒙古工作。自治区党委任命他为内蒙古高级法院副院长。他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但天不随人愿,不幸于1966年8月15日去世,年仅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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