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闻

李先闻的个人简介

李先闻是我国著名的细胞遗传学家和作物育种学家。1915年考取四川省保送名额，进入清华预备学校；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并赴美国留学，在美国普渡大学学习园艺，又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攻遗传学，获博士学位。他被称为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植物细胞遗传学家，中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的奠基人。

人物生平

赴美求学，立志报效祖国

李先闻于1902年10月10日出生在重庆市江津县（原四川省江津县）一个小农家庭。1915年，在其叔父哲夫的鼓励下，考取四川省保送生名额进入清华预备学校读书，并立下了学农的志向。 “五四”运动时期，他以童子军身份积极参加救国活动，结识了弃武从文、任操练团副团长的高班同学赵 连芳。赵在清华组织新农社，更加激发李先闻学农的志趣。他们二人后来在农业界多次共事合作，情谊深厚。

1923年，李先闻从清华获得学士学位后，随即赴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园艺系继续求学。1926年获得硕士学位进入康乃尔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国际著名的玉米遗传学大师埃默森(R.A.Emerson)，重点攻读遗传学。玉米遗传学研究的创立和发展，集中于埃默森和他的学生们组成的研究集体里。李先闻是这个研究集体中唯一的中国学生，他与导师埃默森合作，研究玉米一种矮生性状的遗传。在当时国际遗传学界，埃默森等人的玉米遗传学研究堪与摩尔根（T.H.Morgan）的果蝇遗传学研究并驾齐驱。在康乃尔大学，李先闻如愿以偿，更加刻苦地学习。每年夏季，他都要和玉米遗传研究小组10多位师生，身着田间劳动的服装，满身携带着一大堆授粉用的纸袋和刀等用具，完全像一群田间工作的农民，既要抓紧玉米开花盛期，完成大量的授粉工作；又要进行细致的田间观察，做好详细记录，真正是手脑并用的繁重劳动。

这批同行后来逐渐成为著名的遗传学家，其中有与李先闻相处和谐，情谊最深，后因提出“一个基因一个酶”的学说而获1958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比德尔（G.W.Beadle）；有曾任美国农业部首席玉米育种家的斯勃莱格（G.F.Sprague）；有首先发现“转座子”而获1983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麦克林托克（B.McClintock）等。

康乃尔大学内设备优良的实验室，藏书甚丰的图书馆，科学研究中的精诚合作以及经常对科学问题开展热烈讨论的浓厚学术氛围，深深感染和激励了李先闻，坚定了他以后在自己的祖国营造这种学术研究的智识气氛的信念，给他以后从事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的学术生涯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1929年，他获得博士学位，是年回国。

严谨治学，培养研究人才

李先闻学成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央大学农学院、东北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武汉大学农学院、台湾大学等高等学校的教授，主要执教植物细胞遗传学等课程。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以学术渊博、态度严肃、治学严谨、并善于因材施教而著称。他注重通过遗传学实验观察和遗传育种的具体实践，培养研究人才。

1930年代，李先闻在河南大学农学院执教时，就有一位诚挚忠厚的孟及人充当助手，从田间到实验室，不分工种粗细，总在一起操作。他们之间年龄相差不大，在那种艰难环境中，总能相互配合，成为良师益友。他们前后几十年融洽相处，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相责。

李先闻本人素有吃苦耐劳的作风，也要求他的助手们亲自动手，手脑并用。他将从导师埃默森那里学到的优良作风，又以身教言传的方式要求他的学生和助手们去履行。在武汉大学执教时，同校的冯肇传教授曾向李先闻推荐李竞雄去当他的水稻方面的助教，一听说是苏州人氏，他就一口拒绝了，认为来自文弱之乡的青年一定不能吃苦耐劳。经过解释，他才愿意试用。等到数年之后，李先闻重提此事时说，人不可以貌相。李先闻为人坦诚直率，有时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但在同他相处较久之后，就会了解他具有正义感，乐于助人。在台湾植物研究所工作期间，为了使科学事业后继有人，他常骑着自行车，亲自到各地农业院校招募有志青年，还在台湾大学设置个人奖学金，以奖励先进、激励后进。

据统计，在李先闻几十年教学与研究生涯中，由他直接培养并推荐出国深造，获得博士学位的学子就多达27人以上。以专业而言，分布在分子生物学、细胞遗传学、群体遗传学等研究领域。李竞雄、鲍文奎等人，就是曾长期跟随李先闻学习并进行合作研究，取得重要成就的著名遗传育种学家。

身体力行，潜心细胞遗传研究

李先闻的学术研究领域广泛。1932年他到河南大学农学院任教时，尽管条件艰苦，仍不愿放弃理论研究。他做过小麦、玉米、粟等农作物的性状遗传和种间杂交试验，也做过番南瓜与南瓜的杂交实验。在小麦育种工作中，他亲自播种，亲自掩土，把育种的田间工作弄得清清楚楚。在研究粟的开花时，他白天每隔1小时，晚上每隔2小时，就要到田间去察看一次。夜间是用马灯照明数花朵，一样一样地做记录。他最初应用统计学方法做研究，接着做植物细胞遗传的研究。

1935年8月，李先闻来到武汉大学任教，这里是他施展理论研究才能的理想园地。他和助手们首先发现了玉米不正常花粉发育的突变体，并进行了细胞学观察。他们也第一次试验成功了小麦与黑麦的远缘杂交，由于准备迁川，只好把这株杂种苗从地里移到小花盆，随身带着，路经宜昌、江津、重庆到达成都，然后栽到温室里。到开花前，采取幼穗固定，进行细胞学分析，明确了染色体异常行为与花粉、胚珠败育的关系。在武汉大学，尽管担任农学系主任工作繁忙，他仍常常一人下田，穿着短裤，水深没胫，在酷热气温、蚊子叮咬的环境中，进行水稻遗传育种的田间观察和选择。也就是这样的身体力行，他在继续粟的种间杂交实验时，才从一种珍珠粟中发现了“四倍体”。 这期间，他还曾一度自费专赴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学习蚕业改良，与国际著名遗传学家田中义磨共同探讨蚕体细胞遗传学的问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先闻随国民政府的西迁来到四川。1938年，他应四川农业改进所之邀，担任该所食粮作物组主任，随后做过四川稻麦改良场场长，负责粮食增产的研究和水稻作业方面实施检定计划工作。当时，他曾以在合川检定的一个水稻优良品种，在绵阳试验成功，于是设法推广，很见成效。

抗日战争期间，李先闻应邀主持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稻麦试验场的工作。虽然他几乎全为行政事务和外出巡视所缠身，但只要有时间，就跑到那间6～7平方米的简陋实验室，与其合作者李竞雄、鲍文奎一起，继续专心致力于麦类、粟类等作物细胞遗传学的系统研究。他们在秋水仙素引变植物多倍体、粟类远缘种间杂交及其进化、小麦染色体联会消失基因、小麦矮生性状的遗传分析等方面，做出了许多独创性的研究成果，接连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

1944年，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正式成立，共设8个研究室。其中的细胞遗传学研究室是当时国内唯一官办的遗传学研究机构，由李先闻担任室主任，主持研究工作。他在自己亲手开垦的半亩地上，栽培小麦等农作物。他与合作者一道，先后重点开展了小麦、粟、甘蔗、玉米、高粱和有关种属的染色体与性状之间关系的多个课题研究，如“小麦与狗尾草杂种的染色体变异”、“小麦穗型的变化与遗传因子多寡的关系（单体、缺体、多体等）”、“高粱属的杂种优势” 、“甘蔗属的细胞遗传”等。

以李先闻为首的研究集体对粟类种属进化关系获得的系统结论是，粟属（Seteria）起源于黍属（Panicum），在粟属内存在着染色体数（ｎ）为9、18、27和36等四类倍数体物种，这些物种的演化是依照ｎ数由低到高的程序进行的。但如果根据采集到的9个粟种的刺毛多少、花序形状、分枝小穗数等形态特征以及生态习性来分析，它们的进化顺序却显然与上述程序不一致。如将二者结合起来，再根据某些种间杂交结果，就能较合理地描绘出进化程序图解。该图解阐明了栽培粟的进化位置居中，其近缘祖先是狗尾草（S.Viridis）。另一个野生种S.faberii（ｎ＝18）是异源四倍体，其中至少有一组是栽培粟或狗尾草的染色体组。faberii种与这二者之间的杂交一代呈现全部不育，但经秋水仙素加倍后，可获得ｎ＝27的新物种。

在禾本科植物种间杂交实验中，他和同事发现了许多种间杂交的不寻常之处。例如：细胞分裂时纺锤体的不形成，将导致染色体运动的非对称性，其结果可有一定几率形成的重建核中，含有未减数的染色体组。这些发现，启发了他以后探讨用远缘杂交法改良稻种的研究。

在多年艰辛的研究中，李先闻等人还陆续积累了一整套小麦的单体、缺体和多体染色体的材料以及小米与狗尾草有性杂种后代的各种株系等，为农作物遗传育种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这些来自不易的极为珍贵的试验材料，在1950年代，由当年曾在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细胞遗传研究室做过研究工作的夏镇澳，继续做一些回交、杂交和细胞学等观察，并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资料，然而最后终因当时频繁的政治运动而荡然无存了。

呕心沥血，发展台湾生物科学

1948年，李先闻与台湾糖业公司甘蔗研究所协作，开展关于甘蔗的细胞遗传学和育种与栽培实践问题的研究。台湾糖业公司曾专门派人来学习，并邀请他赴台湾屏东甘蔗育种场从事甘蔗细胞遗传的研究。同年11月，李先闻和李正理一道去台湾屏东甘蔗育种场进行甘蔗遗传育种的研究指导。

1949年，李先闻担任台湾糖业公司的顾问，具体指导甘蔗品种的改良。为了摸清蔗种家底，他经常同工作人员跑农场、下蔗田、看品种，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台湾省。在从事甘蔗改良工作之余，他仍带着一股闲情逸致去计数甘蔗种那样繁多的染色体数目，足以体现对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的执著。

1952年，他从区域试验中发现了由南非引来的N:Co310品种，经过试验证明具有高产、高糖分、抗病、抗风、抗盐的优点，随即组织繁殖并加以推广，到1956年便扩大到81000公顷。同时，他建立了甘蔗宿根繁殖制度，把两年一熟制改为四年三熟制，从而使计穷力竭的台湾糖业公司获得了新生。当时台湾70%的外汇要靠蔗糖的外销得来，有了这个良种的推广，台湾经济随之稳定下来。台湾农民由此称誉李先闻为“李半仙”和“甘蔗之神”。

1955年，李先闻受聘为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筹备处处长。他开始着手专业人才的训练，积极装备实验室，建立起出色的图书馆，并重点强调学术研究氛围的营造。1962年，他出任重建后的植物研究所所长，并确定研究工作的重点是水稻细胞遗传、放射线诱变育种等。在短短几年间，该研究所通过诱变育种就选获了优异的水稻矮杆品系，为此国际原子能总署在台湾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

1965年，李先闻担任台湾生命研究中心主任。从这时起，他才真正能够按照自己早年的理想，筹划台湾生物科学的发展，并展现出他卓越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组织才能。为了促进台湾生物学的研究和教育，引进现代生命科学的理论，他在1964～1969年期间，每年组织夏季研讨班，邀请国外著名学者到台湾讲学，为期8周。1967～1968年，他还分别组织了生物化学新进展研讨班和遗传学新进展研讨班。

成绩卓著，堪称世人楷模

1973年，李先闻因身体健康欠差的原因退休，但仍退而不休地参与研究工作，时时保持联系，并对同仁不断地从旁鼓励与督导。1976年7月4日，他因心脏病逝世，享年75岁。

李先闻的一生，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中国遗传学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具独创性的工作。特别是在1930～1940年代的中国，国内战乱不息、动荡不宁，科学研究的条件得不到保证。李先闻前前后后到几所大学所做的研究工作，常常不得不忍痛牺牲，另起炉灶。他曾不无感慨地说道：“任何作物的改良，就以稻麦为例，最快也要5、6年以上，这样时常变换环境，如何能有成绩？” 从而郑重提出“守”字对生物科学工作者的重要性。他将遗传学研究与育种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总结了三条奋斗经验：一是能守；二是合作；三是手脑并用。他曾说过：“有些人在留学时，读书成绩好得出奇，但回国以后，舍科学的研究而不为。学生看老师不去研究，自然地也跟着不研究。这种现象传递下去，在科学研究上决不会有成就。” 在那样艰难的时世中，李先闻不轻易相信书本，力图获得第一手资料，以真正的身体力行，肯担当“粗活”，使得他的成功变得实实在在，并不掺杂许多“天才”的含糊，足可体现出作为一个科学家品质的灼灼其华。

从1933年李先闻在美国的Journal Heredity杂志上发表中国学者第一篇关于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论文开始，在以后的40多年间，他和合作者先后撰写并发表了100多篇研究论文，尤其对遗传育种工作的实验研究令人钦佩，被称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植物细胞遗传学家。

1948年，他被评为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在当时生物组的25位院士中，只有他是从事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的学者），并为该研究院历届院士。同年，国际遗传学会曾邀请李先闻参加第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因当时战乱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路费而未成行。以后他参加了第9、10、11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并当选为第11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副主席。此外，他还参加了历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国际植物学大会。

河大任教

实验生活

李先闻教授在河南大学农学院做番南瓜与 南瓜的杂交，用细胞遗传的研究成果写了一篇报告。这篇报告在美国学术界反映良好。在河大任教期间，他也做 小麦育种工作，亲自开行，亲自播种，亲自掩土，把育种的田间工作全部了解操作一遍。1933年春天，李先闻教授在河南大学开始做 小米（ 粟）开花的研究，白天每隔一小时，晚上每隔两小时去察看一次，用马灯照着数花朵，记录下来。这项研究的报告，当时在美国农业杂志上发表十几篇。1935年，李教授在武汉大学初次实验 水稻育种，他自己记录当时的情况：“我一人下田，穿短裤，水深没胫，酷热的天气，犹如置身蒸笼内，蚊子四面夹攻，挥之不去。”第二年，又做了小米种间杂交工作，在珍珠小米中找到了“四元体”。1938年，在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继续研究小米的进化，次年用一种名为“美国谷”的种子做水稻育种工作。1946年，从事小米杂交工作。1949年赴台湾，为台糖公司研究甘蔗育种的改良，推广N：0310的栽培面积，短期内由1％增到42％。

奋斗经验

李先闻教授的治学精神为人称道。李教授将研究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在生物科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自己总结了三条奋斗经验：

一是能守。他看到一般科学工作者经常变动地方，曾感慨地说：“任何作物的改良，就稻麦为例，最快也要五六年以上。这样时常变换环境，如何能有成绩?”因此他郑重提出“守”字对生物科学工作者的重要性。

二是合作。他盛道美国各方面的重大成就。多出于科学工作的精诚合作。他举出原子弹的制造，是集合美、英、加等各国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在若干类似的研究室里于短时间内研究成功的。他指出美国一个由遗传学、化学方面的权威学者组成的“工作队”，在生物化学遗传学的研究中发现了若干新天地与新创见。

三是手脑并用。他曾说：“有些人在留学时，读书成绩好得出奇，但回国以后，甘心自暴自弃，舍科学的研究而不为。学生看老师不去研究，自然地也跟着不研究。这现象传递下去，在科学研究上决不会有成就。”因此，他期望科学工作者要丢弃不愿做实验的传统习惯，真正的身体力行，肯干“粗活”。

我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的奠基人

独到见解

早在1926年清华毕业前夕，李先闻受俞振镛老师临别赠言的启发，有志于主攻育种学。当他到康奈尔大学育种系作研究生时，没有听从系内务实派教授的建议，选择了著名遗传学家R．A．艾默生教授作为他的主修科导师，着重攻读遗传学。这说明他对理论学科的认识，是不同于当时一般见解的。事实上，后来进入这个育种系的中国研究生中，再没有像李先闻那样主修遗传学的。正因如此，康奈尔大学这个从事玉米遗传的研究集体，给李先闻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一个牢固的基础。但学成回国后的头几年里，他一直是壮志未酬。1933年和1934年开始发表两篇文章：《人工引变与育种》和《细胞遗传学与育种之关系》，这是在国内刊物上首先出现的这类实验性的研究报告。李先闻到了河南以后，先是研究栽培粟的育种问题，随即开展了粟的性状遗传和种间杂交试验，为以后研究粟的进化打下基础。武汉大学是他施展理论研究才能的理想园地。在那里，他和助手们首先发现了玉米不正常花粉发育的突变体，并对它进行了细胞学观察，写出了一篇论文。他们又第一次试验成功了小麦与黑麦的远缘杂交，由于准备迁川，只好把这株杂种苗从地里移到小花盆，随身带着，路经宜昌、江津、重庆到达成都，然后栽到温室里。到开花前，采取幼穗固定，进行细胞学分析，明确了染色体异常行为与花粉、胚珠败育的关系，由此可见李先闻搞科研的一股韧劲。

粟属研究

在主持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稻麦试验场期间，李先闻几乎全为行政事务和外出巡视所缠身，但只要有一些时间，他就跑到那间6～7平方米的简陋实验室来关心助手们发现的新奇现象，或是给他们必要的指点，在1938―1945年，李先闻、李竞雄、鲍文奎3人接连发表了多篇论文，主要涉及粟的细胞遗传、多倍体系和进化途径，小麦矮生性的遗传，小麦联会基因消失的作用结果以及秋水仙素诱变植物多倍体研究。

以李先闻为首的这个研究集体对粟类种属进化关系获得的系统结论是，粟属（Seteria）起源于黍属（Panicum），在粟属内存在着染色体数（n）为9、18、27和36四类倍数体物种，这些物种的演化是依照n数由低到高的程序进行的。但如果根据采集到的9个粟种的刺毛多少、花序形状、分枝小穗数等形态特征以及生态习性来分析，它们的进化顺序却显然与上述程序不一致。如将二者结合起来，再根据某些种间的杂交结果，就能比较合理地描绘出进化程序的图解。这个图解阐明，栽培粟的进化位置居中，其近缘祖先是狗尾草（S．viridis）。另一个野生种S．faberii（n＝18）是异源四倍体，其中至少有一组是栽培粟或狗尾草的染色体组。faberii种与这二者之间的杂交一代呈全部不育，但经秋水仙素加倍后，可以获得n＝27的新物种。

远见和勇气

李先闻时常把他从事的理论研究风趣地说成是“洋八股”，这是他戏用社会上对理论研究的一种贬词。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在一个省级农业科研机构中，由身负粮食增产任务的主管人来带头进行一时用不到生产上去的研究工作，是很难逃脱社会舆论的讥讽和指责的。但李先闻竟是这样坚定不移地搞下去，足见他对自己专业学科的热爱以及从事理论研究的远见和勇气。1948年他去了台湾，在前途迷茫，生活困难、受雇于台湾糖业公司的情况下，在从事甘蔗改良工作之余，还有一股闲情逸致去数计甘蔗种那样繁多的染色体数。凡此种种，可以充分说明他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的引路人。在这个领域内，他一共发表了100多篇论文。

从实际出发，为农业生产献身手

李先闻常说，自己是一个农家子弟，想不到能留洋深造。在入科学之门以后，他深知理论研究的重要，但也没有忘记国家当前需要各种实用的科学技术。回国以后，目睹国难当头，农村凋蔽，他又自恃清高，不愿涉足政经之界，深知只有立足农业，为桑梓祖国效力，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所以，在四川农业改进所稻麦改良场工作期间，经常能够见到他穿一双草鞋，骑着“洋马儿”满场奔忙；或是披星戴月，到川西各县检查农业技术推广情况，尝遍了“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乡村生活。从旧社会成长的知识分子都有着这样适应环境的经历。对李先闻来说，这充分表明了他在强调理论科学的同时，是多么重视有应用价值的科学技术了。

在此期间，水稻品种的鉴定及推广是全所的重点工作，李先闻为此结合地方实际，全力以赴地进行推动，承上启下，从而做出了较好的成绩。

李先闻在台湾花了大约12年光景致力于甘蔗品种的改良。为了摸清种蔗家底，他跑遍全岛180多个农场，受尽了日晒雨淋和蜂蛰之苦。有一年看到甘蔗叶烧病蔓延成灾，原有推广品种cox·F108等受害减产，威胁着台湾糖业的全部生产。正当忧心忡忡，束手无策之际，李先闻和他的同事从区域试验中发现了由南非引来的N：CO310新品种表现高产、高糖分、抗病、抗风、抗盐，比原推广种F108增产70％，随即组织繁殖，同时说服公司领导，加以推广。1953年刚推广时面积只有全部甘蔗种植面积的1．3％，从1956年起，这个甘蔗良种连续6年在全岛9万多公顷的种蔗总面积中占到全部种蔗收获面积的90％上下，从而使计穷力竭的台湾糖业公司获得了新生，全岛制糖业也从濒危中复苏过来。当时台湾70％的外汇要靠蔗糖的外销得来，有了这个良种的推广，台湾经济随之稳定下来。这就是农民把李先闻看作是“半仙”和“甘蔗之神”的原因。随着良种的发展，李先闻不顾病魔缠身，前往留种区虎尾农场开会，提出建立甘蔗宿根种植的制度，对甘蔗的增产进一步发挥了作用。

手脑并用，因材施教，培养后生

早在30年代李先闻在河南执教时，就有一位诚挚忠厚的孟及人充当助手，从田间到实验室，不分工种粗细，总在一起操作。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不大，在那艰难环境中，总能相互配合，成为良师益友。后来2人一同到武汉大学，又转到四川。由于川东试验分场乏人照管，李先闻要孟及人前去合川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分手数年。到台湾时，他又把孟及人推荐给台湾糖业公司，主持一个分场的农务工作，获得上下各方的信任。他们前后几十年融洽相处，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相责。

李先闻本人素有吃苦耐劳的作风，也要求他的助手们亲自动手，手脑并用。这种习惯的养成可以追溯到他当研究生时代。从他保存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和康奈尔大学玉米遗传研究小组师生们那副田间劳动的着装，满身携带着一大堆授粉用的纸袋和刀等用具，完全像一群田间工作的农民。他们既要抓紧玉米开花盛期，完成大量的授粉工作，又要进行细致的田间观察，真正是手脑并用的繁重劳动。李先闻从他老师那里学到的优良作风，也就以身教言传的方式要求他的学生和助手们去履行。有一次武汉大学一位教授向李先闻推荐李竞雄去当他的水稻方面的助教，一听说是苏州人氏，他就一口拒绝了，认为来自文弱之乡的青年一定不能吃苦耐劳。经过解释，他才愿意试用。等到数年之后，李先闻重提此事时说，人不可以貌相。李先闻为人坦诚直率，有时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但在同他相处较久之后，就会了解他具有正义感，乐于助人，并有因材施教的长处。在台湾植物研究所工作期间，为了使科学事业后继有人，他骑着自行车，亲自到各地农业院校招募有志青年，还在台湾大学设置个人奖学金，以鼓励后进。在植物研究所工作时，由他培养推荐出国深造而获得博士学位的多达27人以上。以专业而言，分布于分子生物学、细胞遗传学、生态学、群体遗传学、植物生理等学科领域。当他病情趋重之际，主动提出退休，好让后起之秀及时接替。

屡经困境，奋斗一生

在1929年回国以后的头两年里，李先闻初次闯入社会，就碰到了不寻常的遭遇。他以植物遗传学专业出身，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却被分到蚕桑系任讲师，完全超出了自己的意料之外。接着不久，在好友的劝慰下，他用回国时节余的美金，自费留日，改学蚕体细胞遗传学，以适应今后的教学任务。不料回到南京以后，他的原有职位却已被人顶替，变成了鸡飞蛋打的结局。他不得已而跑到南通农学院谋出路，终因那里设备太差，只能兼课；他无意迁就，才另求东北大学生物系教职，担任学非所长的植物学教学工作，事后得知，这还只是个代理职务。当他带着新婚伴侣回沈阳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突起，又仓促移迁关内，谋得北平大学农学院兼课教职，所得不足以糊口。回到母校求助，被生物系主任拒绝，幸由体育老师马约翰教授照顾，充当篮球教练之职。清华虽好，终非自己久居之地，等不到一年，只好赴河南开封任教。

开封是当年风沙之区，学校教学条件和生活景况十分艰苦。可以告慰的是第一次请他开设了符合自己本行的课程。李先闻自知不会有人欣赏他的细胞遗传学那一套，就心安理得的搞起他的粟类育种研究。河南大学农学院本来汇聚了不少有识之才，是大有作为之所。但由于倾轧之风迭起，学校变化多端，李先闻才决心离开，去接任武汉大学农艺系主任、教授的新职了。

以一生工作的变迁史来说，在武汉的两年半时光和以后回家乡服务的八九个年头，是李先闻工作上能够发挥才智而使他最感愉快的岁月，也是他在学术成就上绚丽多彩的上升年华。

1948年李先闻初到台湾工作，当时是举目无亲，人生地疏，经济拮据，使他对前景产生了悲观情绪。他回忆说，第一年过春节竟是一文莫名，心情十分苦闷，感到来到这个小岛，前途渺茫。到了谋得台湾糖业公司台南糖业试验所工作时，生活仍然艰苦，为筹划4个子女的学费，东拼西凑，节衣缩食，勉强应付。为了筹建台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在既缺人才，又少设备的情况下，全靠他求助于当局，以艰苦创业的精神，才慢慢建成为一个像样的研究单位。他在台湾生活了28年，健康状况一直不佳。50年代初，误以为患有癌症，去美国检查后，才释去心理负担。1955年还偶吐鲜血，体质从此衰退。60年代后期患有高血压，风湿症，为了支付高昂的医药费，不得不典卖过去不多的一些积蓄。1971年因病退休，最后因心脏病发作，于1976年7月4日逝世。在临终前几年，他自己行动不便，要人扶抬之际，还念念不忘植物研究所内的一切。他酷爱科学事业甚于自己的生命。他全心全意为科学奋斗的崇高品德，赢得了后人缅怀仰止之情。

简历

1902年10月10日　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

1915年　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23年　清华预备学校毕业，同年赴美。

1926年　毕业于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园艺系。

1929年　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育种系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1929―1930年　任中央大学蚕桑系教授，旋赴日本九州帝国大学进修。

1930―1931年　任东北大学生物系教授，清华大学体育教练。

1932－1935年　任河南大学农学院教授。

1935―1937年　任武汉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系主任。

1938―1946年　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稻麦改良场技正兼场长。

1946―1948年　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1948―1961年　任台湾糖业公司专家顾问，台南糖业试验所评议会主席，良种推广执行委员会主任。

1954―1962年　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筹备主任。

1962―1972年　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

1965―1972年　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中心主任。

1976年7月4日　病逝于台湾。

主要论著

1　Li H W．Heritable characters in maize，XL V－Nana．Jour Hered．1933（24）：279―281．

2　Li H W，Meng C J，Liu T N．Problems in the breeding of millet Setariaitalica（L．）Beauv．Jour Amer Soc Agron，1935（27）：963―970．

3　Li H W，Meng C J，Li C H．Genetic studies with foxtail millet，Setariaitalica（L．）Beauv．Jour Amer Soc Agron，1940（32）：426―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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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1948 年, 李先闻被评为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他先后参加了第 9、10、11 届国际遗传学大会, 并当选为第 11 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副主席。 他被称为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植物细胞遗传学家，中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的奠基人。

《李先闻自述》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位终生献身学术研究的科学家的人生全景纪录。　从辛亥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清华学堂的师生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的著名遗传学研究集体，从教育学术界的世象和潜规则到家庭琐屑，世态炎凉，作者都娓娓道来。

作者简介

李先闻（1902～1976）。四川江津人，植物遗传学家和作物育种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清华学校毕业（1923），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1929），曾任东北大学、河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教授，四川农业改进所技正，中研院植物所研究员，台湾糖业公司专家顾问，台南糖业试验所评议会主席，台湾中研院植物所筹备主任、所长。

目录

出版说明自序

1　我的家世

2　小学时候

3 投考清华

4　清华八年

5 留学时期

6　回国后头两年

7　艰苦的河南大学农学院

8　武汉大学的生活

9　抗战期间四川九年

10　第一次重返美国

11　进中央研究院

12　来台后最初十四年

13　重返中研院

14　我的家庭后记

书评

李先闻自己承认，他的中文不是太好。因此，本书不是文采粲然的书。但是，大量的事实材料足以弥补文字欠佳的缺陷。比如，他的读博时期同学B. W. Beadle于1958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李先闻就有一篇文章是《难忘的老同学比得尔》。

《李先闻自述》特别适合于作为“对照读物”，与今天的现实对照，与其他书籍对照。比如，李先闻这位20世纪20年代末的“海归”与如今的“海归”相比，有哪些地方一样，哪些不一样？抗战期间他这位农科专业人士的生活，与《围城》中描写的文科教授们有什么不一样？他参加的很多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情况，与目前的国际会议有什么不一样？一对照，就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