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导生的个人简介
刘导生（1913.02～2014.01.09），男，江苏省丰县人，北京市政协原主席，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主任委员。1929年秋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从事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先后在华东局、团中央、中科院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78年到北京市工作后，先后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等职务，1983年当选北京市政协主席。1986年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2014年1月9日，刘导生同志因病在中国北京逝世，享年101岁。简介
1913年2月生于江苏省丰县。1929年参加（北师大附中）反帝大同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193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3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大党支部书记，1936年6月在上海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1937年2月当选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秘书长。1938年深入敌后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历任山东大众日报社社长、滨海建国学院院长、中共滨海地委宣传部部长。1949年任中共山东分局青委书记，1950年任华东局青委书记，1952－1956年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1978年12月底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81年3月任北京市委书记，1983－1984年任北京市政协主席。
从没办过报纸的首任社长
9月25日，雨后的北京秋高气爽，大众报业集团派专人来到北京看望大众日报社首任社长刘导生同志。
刘老见过我们，高兴地握着我们的手说：“已经70年了！我当社长时25岁，今年95岁了，大众日报可不是正好70年了嘛。”刘老高高的个子，风韵高迈，谈锋雅健，毫无阻塞蹇碍之处。秋凉之后，刘老仍然每周坚持游泳3次，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每次才游100米。”
畅谈之际，他欣然题词：祝愿大众日报再创第二个更加辉煌的 70周年。
从没办过报纸的社长
1935年12月9日，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刘导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那时他刚入党不久并担任了北大地下党支部书记。1936年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抗日救国先进组织，源于“一二·九运动”而且对中国全面抗日救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宣告成立，7月在上海，刘导生当选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秘书长。
次年春，受“民先”总部派遣，刘导生到河南巡视救亡工作，因叛徒出卖，在开封被捕，后越狱。抗战爆发后，为了接受组织审查，刘导生辗转山西、武汉等地，但因战事紧张，兵荒马乱，组织上无暇解决。于是，刘导生毅然决定：到敌后打游击去！经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主席刘清扬介绍，1938年，刘导生跟随国民党69军学兵队，长途徒步行军两个月到达沂蒙山区。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的孙陶林是刘导生在北大时的同学，他们曾在“一二·九运动”中并肩战斗。刘导生的到来让孙陶林感到正逢其时，因为刘导生是山东解放区“墨水”最多的干部之一，他高兴地对刘导生说，你去办大众日报吧！
办报的必要条件一是人，二是设备和物资。但摆在大众日报首任社长刘导生和首任总编辑匡亚明面前的是“一穷二白”：既没有钱，也没有人和物。
刘导生和匡亚明接受任务后，进行了简单分工，匡亚明负责办报，刘导生主持全面工作。那一年刘导生 25岁。 说到这里，刘老笑着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大众日报渐渐具备了出报的条件。 此时，中央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央山东分局，分局机关设在沂蒙山区的沂水县王庄的一个教堂里。经分局宣传部长孙陶林联络，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亲自动员，沂水当地的进步报纸《青年报》全体加入，并带来了所有的重要办报物资―一部收音机、一部油印机、两部电话，还有7支步枪！
刘导生和匡亚明请示山东分局后，把此前设在天马场的印刷厂搬到了距编辑部所在地沂水县王庄8里路的云头峪。同时开始组建队伍，一方面《青年报》来了 10个人，另一方面山东分局大力支持，给报社配备了电台和通讯人员，并从岸堤干校抽调了十几名青年干部。一时间，大众日报社“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编辑部、电务室、印刷厂、包括负责经营和发行的营业部都成立了，共有65人。
全社除了匡亚明办过报外，其他人都是外行，包括社长刘导生，从未接触过办报。于是大家边干边学，先试印两期油印报，名唤《突击》，以配合当时突击发动群众，建立各抗日团体。
1939年1月1日，套红印刷的大众日报创刊号诞生了。
党籍悬而未决
这时一直困扰着刘导生的就是他的党籍问题。当时组织规定，被捕过的党员，须经审查，有可靠证人证明入狱及逃生经过，方能恢复党籍。但刘导生到开封刚与当地的“民先”总队部接上关系，就遭被捕，同时“民先”组织也遭到破坏。他入狱时间并不长，前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但中间有过一次转狱的经历，从关押严密的开封反省院转押到相对宽松的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正是这一转押使得刘导生有机会从气窗口钻出，翻墙跳到隔院的河南大学，从而逃脱。
同时，匡亚明也为类似的问题所困扰。匡亚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多次被捕入狱，先后长达4年，受尽折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党的营救下，他和其他政治犯一起从南京反省院出狱，暂未恢复党籍。到山东后，他受党组织委派在国民党石友三的 69军做政治部副主任，当他发现石友三有倒共倾向时，当即返回山东分局。
于是，大众日报创刊时期的特殊景象出现了：社长和总编辑的党籍都“悬”着！
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为党兢兢业业地工作。创刊时，他们一起住在村民刘茂菊家3间西房的北屋里，白天一起操持报社的工作，晚上抵足而眠，共同度过了那个中国新闻史上值得记住的时期。
1939年1月1日清晨，当刘导生和匡亚明起床推开房门，随着雪花飘来的是大众日报创刊号的墨香，他俩马上高兴地带着报纸参加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召开的新年团拜会去了。
党籍悬而未决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42年。那一年，匡亚明专赴延安，终于找到证明人，解决了4年久悬未决的党籍问题。而刘导生则始终找不到证明人，党籍还在悬着。刘导生当时已调到滨海建国学院（临沂师范学院的前身）当院长，时任滨海区委书记的谷牧同志说，干脆重新入党吧，这样有利于开展工作。于是，刘导生重新入党。这个历史悬案直到解放后，最终由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解决。
姑侄革命家
大众日报创办时期最为艰难的是物资供应，一是没钱，二是有钱也买不到。筹备期，大众日报收到的最大的一笔钱是匡亚明带来的 500块银元。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就驻在离王庄几十里地的东良店，出报前，山东分局决定以匡亚明个人名义去拜访省主席沈鸿烈，因匡亚明给他当过高级参议。拜访中匡亚明顺便提出办报经济上还有一些困难，沈鸿烈就捐了五百大洋。经山东分局同意，报纸还专门登了一个鸣谢启事。
但对于一家报纸， 500块银元远远不够，刘导生多方筹款，并于 1939年的春天派人到济南去采买纸张和油墨。采购员临走前，刘导生又向他交待了一件亦私亦公的事情，那就是到济南与刘导生的姑姑接头，并将她带到解放区来。
引领刘导生成长直至参加革命的正是他的姑姑刘静君。刘静君是北大的旁听生，师从于李大钊先生。后受聘于熊希龄先生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做国文教员，那时，刘静君已经离婚，独自带着3个孩子及一个奶妈在北京生活，期间她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利用身份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姑母不忍看着侄儿在家乡失学，写信叫他到北平读书。刘导生1927年来到北平，与姑姑生活在一起，直到考入北京大学。
1939年北平已经陷落，刘静君常常处于失业状态，与组织也失去了联系，处境危险。 刘导生考虑到不如让姑姑到解放区来，更能发挥她的作用。于是，他在给姑姑的信中约好了在济南见面的时间地点。不幸的是，采购员在济南的活动暴露了，不仅没有买到东西，而且被捕入狱，当然也没有与刘静君接上头。刘静君带着子女在济南苦等数日，不得已返回北平。
又过了半年，经刘静君不懈努力，她才在北平找到了组织。
智取“国民党”小队
1939年6月，日军开始麦季大“ 扫荡”。山东分局决定机关单位分散转移。大众日报社平时缺少军事训练，更没有战斗经验，被服要带，文件、图书、纸张及油印机更要带，行军成了大搬家。黄昏出发，走了一夜，才到达离王庄不过十几里路的一个山村，这哪像行军！几天后，分局决定，工、青、妇与大众日报社会合，组成沂蒙游击支队，称“沂蒙工作团”，都到大众报社驻地集合，成立了以匡亚明为团长，于寄愚（时任大众日报社编辑部主任）为参谋长，刘导生为政治部长的不足200人的队伍。
工作团与敌人的第一次遭遇战就被打散了。这时山东分局指示，要工作团立即组成几个工作组各包一个乡，发动群众，组织自卫团。刘导生带领一个6人小组，到距离沂水县城不远的崔家峪开展工作。小组中谁都没有战争经验， 26岁的刘导生最为年长，也只读过毛主席的《论游击战术》，只能靠书里讲的几条原则行事。他们在战斗中摸索着开始工作了。
工作小组召开了 50多个村的村长会议，宣传抗日救国必胜的道理，以坚定他们的信心，然后就马上转移了。第二天得知晚上日军一个中队包围了他们原来的住处，企图把工作小组一网打尽，所幸转移及时。此后，工作就在不停地转移中展开，陆陆续续，工作小组按照山东分局的部署，渐次成立了自卫团、游击小组、儿童团、妇救会等。一天拂晓，他们在所住的草棚听到枪声，接着有个穿便装的年轻人背着包袱走过。从他经过的路上，刘导生发现了一包日本“仁丹”，这在根据地是见不到的东西。这引起了刘导生的高度警惕，经调查发现这是一股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被日军的扫荡吓破了胆，投靠日军又靠抢劫百姓度日。当时，小组其他成员都下村了，只有4个人在场，一把小手枪加三支土造步枪。刘导生决定，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商量好对策后，刘导生以八路军游击队负责人的身份，跟国民党排长谈话。看过排长的证件后，确认他们是国民党部属无误，刘导生满口“友军”，要村长烧水摊煎饼，招待大家，架枪吃饭。接着，以了解情况为名分别一个个地谈话，谈过一个便引导到村部绑起一个，共 15个，都配有步枪子弹和手榴弹，很快都成为我们的俘虏。当晚他们押着俘虏送交山东纵队指挥部处理。除排长予以关押外，经部队教育俘虏们全部自愿参军。这支武装，不久发展到三五十人，这就成为县大队建立的基础。反“扫荡”结束后，刘导生调离了大众日报。
编辑： 陈宏发
亲历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
1986年2月，国家教委推广普通话办公室划归国家语委，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各级学校推广普通话。尤其是4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学校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上海、福建等地先后开展了“我爱祖国语言美”等普通话比赛，促使普通话成为群众性的通用语言。后来我们还同有关部委发出了《关于加强开放旅游城市推广普通话的通知》，对这些城市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推广普通话是我们这一段的工作重点，成效显著。
同年5月，我们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废止〈第二次简化汉字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一个月后的6月24日，国务院批转了我们的《请示》，并发出通知说：“当前社会上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随便写特别字，这种用字混乱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国务院责成国家语委尽快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各方面用字管理办法，逐步消除社会用字混乱的不正常现象。为便于人们正确使用简化字，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其他有关报刊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有了这个“尚方宝剑”，我们重新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共计2235个简化字，只对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的个别字（计6个字）做了调整。
根据国务院《通知》的精神，我们积极与各相关单位研究，制订了一系列规范用字的规定。如会同铁道部、交通部、海洋局、测量局和中国地名委员会联合颁发了《关于地名用字的若干规定》，与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颁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与商业部、经贸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企业、商店的牌匾、商品包装、广告等正式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商标用字规范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等，将方方面面规范使用汉字的问题具体化、法制化了。1986年7月，福建开展了全省“敦促全社会文明用字”活动，对市区、城镇的商店招牌、店堂、橱窗、广告、海报、路标、站名等用字进行了一次普遍检查，并敦促有关单位对错处加以纠正。这就把上述那些规定付诸实践，逐步形成社会风气。对他们的成功经验，我们加以宣传推广。
在推广普通话和规范用字的实践中，也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加以研究解决。
一如：方言地区如何使用普通话？普通话在广播、电视中作为统一用语，但在方言特别严重的少数地区，如广州，又如香港，有相当数量的人还不太懂普通话，有些方言用普通话难以准确表达。1987年3月我们去广州时，当地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经过研究，我们的意见是在特殊地区，在一定时期，可以有几个时段采用双语广播的办法，但比重不宜太大，不能减弱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力度。与此相关的是电影、电视剧中，要力求少用方言，有些可用可不用的方言，应当力求不用。
二如：戏曲中如何推广普通话？我们提出，传统的地方戏曲如粤剧、越剧等，可一如既往沿用方言，不然就没有传统戏曲的特色了。新编的戏曲节目，则要尽可能推广普通话，减少方言语音。我们还组织编创和加大宣传一些提倡普通话的戏曲节目，如侯宝林早年的《戏曲与方言》就很有感染力。
三如：按《简化字总表》用字，遇到繁体字怎么办？我们说，一切书报印刷品，必须严格以《简化字总表》为准，个别旧习惯使用的繁体字，只可以在《总表》规定的用字后加括号注释。当然，古籍重新排印，仍应保持原来的字体和风貌。
四如：在书法艺术中，如何要求汉字规范化？我们与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电视台、语文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行了一个“书法家谈汉字规范化座谈会”，与会的书法家们热烈发言，各抒己见。我在座谈会最后说：汉字既是书面交际的工具，又是一门书法艺术。作为书面交际工 具，应该严格遵守规范，至于书法艺术，则可以百花齐放，不能强求一律。与此同时，我们提倡当代书法家多写规范的简化字。这一意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
五如：出版物上的数目字如何规范？因为在各种出版物中，甚至在同一种出版物中，混用汉字和阿拉伯字的现象相当普遍。我们与国家出版局等有关单位反复研究后，与六个相关单位发出了《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本着清楚、简便、适用的原则，规定“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遇到特殊情形，可以灵活使用，但应力求保持相对统一；重排古籍、出版文学书刊等，仍依照传统体制”。这个《试行规定》在1987年1月1日发布后，引起广泛重视，但在使用的实践中仍有许多混乱现象。后来《试行规定》在1993年和1995年都有过修订，然而时至今日，似乎仍未彻底改变混乱现象。这也说明语言文字工作的未来是任重道远的，更不要说文字改革的将来如何继续了。
回顾在国家语委工作的几年，自己为祖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尽心尽力地做了一些工作。至于是否“砍旗”了，是否符合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否为全社会和人民所认可，只能由历史和实践来检验了。只是自己毕竟已近75岁，垂垂老矣，难以按正常时间上下班，外出调查也到不了穷乡僻壤。我怕耽误工作，提出了辞职的请求。经过多次努力，终于在1987年底获得国务院批准，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