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前（华裔富商）的个人简介
李光前（1893－1967年），华裔富商，出生于福建泉州南安，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
1928年创办南益橡胶公司；1933年参与创办华侨银行，任董事会主席；1952年成立李氏基金；1967年在新加坡去世。
简介
10岁赴新加坡谋生。经过磨炼与奋斗，成为一名闻名遐迩的大实业家、银行家、教育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东南亚首家华人跨国集团南益公司的创办人，他被誉为“橡胶和黄梨大王”，是全球十大华人富商之一。作为世界性的著名慈善机构“李氏基金会”创立者，他先后被马来西亚吉兰丹州及柔佛州的苏丹封为拿督，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赐封“丹斯里”（PMN）勋衔。
李光前生前是世界十大华人富商之一，其创立的橡胶王国对世界橡胶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当代新马、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杰出的华人企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青年时代，他曾先后在南京暨南学堂（现暨南大学前身）、清华学堂和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事业有成后，他被马来西亚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1962年，新加坡政府聘请他为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
人物生平
早年时期李光前的父亲李国候（国专），诞生于中英鸦片战争之后。青壮年时，正值西方殖民者纷纷入侵中国，清政府政治腐败，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据《芙蓉李氏族谱》称，李国专是个读书人，好学又能写出一手好字。弱冠后，"初习缝纫，开业于厦门曾厝坟，嗣别合营胜栈于市区"。也就是说李光前的父亲去厦门谋生以后，刚开始时学习裁缝，然后开成衣店，后经营合胜栈。可能就在这一时期，与厦门姑娘林和姊结婚的。婚后予清光绪十九年（1893）生下李光前。小时候，李光前的家境十分贫寒，但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虽然经济困难，手头拮据，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孩子读书。李光前小时候很聪明，也很懂事，父母都很疼爱他。学龄时，他在南安芙蓉老家进私塾读书，接受启蒙教育。当时，李光前的父亲虽在厦门做生意，但生意不很好，收入微薄，要抚养这一家人的生活有困难。所以。李光前每天到私塾读书放学回家后，还得替人放牛，赚几毛钱，以帮助家庭增加一点收入，后随父出洋。
漂泊少年1903年秋天，年仅10岁的李光前随父亲自福建出洋，去新加坡谋求生计。开船不久，气温剧降。当时船上多是福建人，来自穷乡僻壤，去南洋谋生。所以衣衫单薄，冻得直打哆嗦。
当时船上还有一个人，就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他看到大家被冻成那样，就吩咐仓库保管员：“我姓陈，你通知乘客，给每人发一条毯子，费用由我来出。”那位保管员大概没听清楚，通知变成了“乘客中姓陈的，每人发一条毯子”。船上旅客不管张三李四，纷纷报名说姓陈，先拿一条毛毯御寒再说。不久，陈嘉庚到各船舱查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少年仍穿单衣，躲在角落里冻得牙齿直打颤，连忙问他为什么没去领毛毯。少年说：“船上通知姓陈的才可以领毛毯，我姓李，不能冒姓去领。”这位少年就是李光前，他这种诚实的举动，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来到新加坡的李光前，开始进入当地英印学堂就读。他铭记父亲的教导，在接受英文教育的同时，还坚持去养正学堂学习中文。1909年，李光前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得到当地中华总商会主席吴寿珍资助回国，继续在暨南学堂学习。两年后，他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预科），之后转到唐山专门学校（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局的动荡打断了李光前的学业。他只好回到新加坡，不久又考上当地政府办的测量专科学校，同时攻读美国一所大学的函授工程课。3年后，因生活所迫，才不得不再次中断学业，以谋生计。
李光前精通中文、英文，经友人介绍，他来到爱国华侨庄希泉创办的中华国货公司担任英文文书及涉外工作，由此便开始进入商界。
当时民国初立，中国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新型的“共和版”课本和“中华版”教科书，东南亚各地有许多华侨学校，但采用的仍是清末的旧课本。李光前目光敏锐，感到机不可失，于是与国内出版社联系，买入大批新教科书转售给各侨校，为公司赢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1916年的一天，天正下着雨，李光前下班，在街边大摊档吃饭。这时，陈嘉庚也冒着雨来买食物。当陈嘉庚买完食物包好后，雨越下越大。陈嘉庚的汽车停在附近，他没带雨具，无法去驾车，正在着急，李光前认得陈嘉庚，忙递去一把雨伞，陈嘉庚性子比较急，拿了雨伞头也不回说：“明天到我的橡胶公司去取回吧。”第二天傍晚，李光前下班后，前来陈嘉庚办公室取回雨伞。陈嘉庚忙招呼他坐下，并感谢他借伞之情。两人在办公室内边喝茶边聊天，李光前才谈起他当年由厦门来新加坡的轮船上，陈嘉庚赠毛毯帮他御寒之事，至今感激不尽。陈嘉庚这才想起来，不禁大笑。闲谈中，陈嘉庚了解李光前熟悉中英文，而自己的公司正处于发展阶段，他想请李光前到自己的橡胶公司内服务。李光前觉得庄希泉有恩于自己（按：庄希泉曾资助他求学），不能攀高负义，故而没有接受其邀请。后经陈嘉庚挚友庄希泉劝说，李光前才接受陈嘉庚的邀请。
终成大器李光前来到陈嘉庚的谦益公司，负责处理中、英文函件及对外联络工作，这一次“跳槽”成为他商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他开始在商界崭露头角。并打通欧美市场。因为办事干练精明、业务熟练加上老成持重，他很快就荣升为谦益公司橡胶贸易部经理，甚得陈嘉庚器重。
当时陈嘉庚的长女陈爱礼芳龄17岁，看到李光前年轻有为，陈嘉庚有意把长女配给他，便请好友庄希泉从中牵线搭桥加以劝说。李光前觉得陈爱礼虽是名门之后，却端庄贤惠、平和稳重，而自己已经27岁了，该是成家的时候了，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在此之后，李光前为谦益公司的事业更加尽心尽力了，陈嘉庚也尽量让他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他在谦益公司前后工作了11年，这期间，他学到许多工商贸易及经营管理的知识，积累了大量经验，并与中外贸易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一切，为他日后开创自己的事业铺平了道路。
1927年，他准备建立自己的事业，但是苦于没有足够的资本，正在这时，有一个英国商人准备回国，想把麻坡的1000英亩胶园以10万元价格出售，这在当时的价格已经很低了，李光前调查之后决定购买。然而，谨慎的陈嘉庚却极力反对，因为胶园价格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园内经常有猛虎伤人，工人不敢去割胶，胶园再便宜，也会荒芜。但李光前却自有想法，之前他曾在英文报刊看到报道，政府有意在这附近开公路，发展麻坡的事业，公路一开，车来人往，老虎自然绝迹，到时胶园价格将会倍增，他坚持己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筹钱把胶园买了下来，并取名为“芙蓉园”，以纪念他的出生地福建省南安县芙蓉乡。
不久，李光前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政府在此胶园附近修建公路，胶园价格暴涨了2～3倍。1928年，李光前把这片胶园以大约40万元的高价售出。这样，在短短一年内，李光前就净赚了30万元左右。正是用这笔钱，李光前终于在麻坡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企业――南益橡胶公司，他的胆魄和眼光甚至让陈嘉庚都为之点头称赞。
公司开业的第3年，正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生意很艰难。在资本薄弱、惨淡经营的情况下，李光前凭着他在谦益公司时与工商界建立的良好关系，勉强支撑，始终没有在同行的激烈竞争中被挤垮。
1931年，经济危机即将过去，李光前看准各国经济开始复苏的机会，扩大资金，将公司改为南益橡胶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他一面不断扩大经营渠道，发展对外贸易；一面又不失时机地开展多种经营，除经营橡胶制造、种植、运送胶片和胶液外，还进行黄梨的种植与生产。几年后，李光前的企业扩展到泰国和印尼。到30年代末，他已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家喻户晓的橡胶与黄梨大王了。
虽然在商业界李光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但是他并没有就此停滞，而是继续进军金融业。他先是投资与人合办华商银行。1933年，华商银行又与华侨银行、汇丰银行合并，以华侨银行命名。合并后的华侨银行是新加坡4家华资创办的银行中最大的一家。李光前任该银行董事会副主席，后又接任主席。
李光前把自己多年的经验带入了金融界，凭着敏锐的眼光和精明的头脑，在他的主持下，华侨银行业务得到空前的发展，先后在新加坡设立了20多家分行，东京、大阪、马来西亚、香港、上海等地也设有分行。华侨银行成为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也成为李氏集团最重要的企业。如今，新加坡华侨银行更是国内银行业的龙头，在新加坡设有25家分行，在马来西亚设有30家分行，在全世界共有60家分行。到了二战时，李光前已经是海内外著名的华人实业家和金融家。
1941年，李光前赴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橡胶会议。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相继侵占新加坡与马来亚，他被迫滞留在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李光前回到遭受严重破坏的新加坡，积极协助当地的复兴及重建工作，被聘为新加坡委员会委员，对新加坡的社会发展及市改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努力恢复遭到破坏的南益公司各企业。战后各地经济复苏，建设发展以及内外贸易的扩展，对新加坡及马来亚的橡胶需要极大，供不应求，使李光前的南益公司的橡胶企业得到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到六十年代初，南益橡胶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共经营了十四个厂，十八个办事处；在吉隆坡有一个厂，一个办事处；在巴生有一个办事处。总共有十五个厂，二十个办事处。他所属橡胶园的总面积达一万八千五百英亩。
与此同时，李光前适应形势的需要，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除传统的橡胶、黄梨的种植和加工外，还经营采矿、运输、船务、木材加工、食品、出版等。1952年，李光前用大笔资金成立了李氏基金，通过李氏基金和李氏家族在各个企业的控股，控制了众多的企业，形成了一张庞大的企业网络，李光前成为新加坡和马来亚屈指可数的华人企业家，其财产总值据估计达三亿元叻币，这在当时华人企业中是不多的。
二战结束后，李光前的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日本铁蹄下的新加坡几乎是一片废墟，尤其华侨的事业更是损失严重，从美国回来的李光前看到这一切，十分痛心，立即着手进行南益橡胶企业的恢复与重建，使之适应战后市场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他也竭尽全力协助当地恢复经济，为重建战后新加坡做出了贡献。
战后的市场，需要新生力量去填补。李光前不断地挖掘潜在的市场，兼并、创办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到60年代末期，他的橡胶园总面积已达1．85万亩，南益橡胶有限公司附属机构多达35家。除橡胶企业外，他还先后经营了黄梨厂、油厂、彩色印刷厂、火具厂、木材厂、南益饼干厂、南益种植、南益联合橡胶等等，共23家有限公司，再加上华侨银行与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等，可以说是声名遐迩的大富豪了，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财。
1967年6月2日，狮城新加坡似乎失去了所有的神采，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市民们倾城出动，自发为一位老人送行。商界人士惊闻一代巨贾离世，教育界痛悼丧失了一个好的教育家，全世界的华人为没有了一位领导者而落泪。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也在唁电中深表哀痛和惋惜。这个引起了诸多惊讶的人就是声名远扬的华人实业家――李光前。这位一生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橡胶大王的逝世，不仅是新加坡工商界的一大损失，也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一大损失。
教育事业
对于李光前而言，此生最大的良师益友就是陈嘉庚，在陈嘉庚先生身边工作的10年，李光前亲眼目睹、亲身感受陈先生崇高的爱国精神：不顾个人安危，为华侨抗日运动奔波劳累；关注家乡和当地文化教育状况，投资社会福利事业。
同时，李光前还想到了自己年少时之所以能够有受教育的机会，也是因为好心人士的捐助，自己的求学之路走得如此艰辛，再也不能委屈下面的一代人了。李光前决心把赚来的金钱用来支持教育，兴办文化事业。
事业有成的李光前，不忘回报桑梓和当地社会，抱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信念，一方面资助厦门大学、集美学村各校、华侨大学，并在其家乡独资捐创幼儿园、小学、中学（南安国光中学）、医院、图书馆等；另一方面，捐助新马地区的南洋大学（陈六使倡办）、马来亚大学、捐建国家图书馆等。
1927年，李光前独立创办企业，开始以独立资产不断资助厦门大学。校史记载：“至民国十六年始，承黄奕住、曾江水、叶玉堆、李光前、黄庭元、林文庆、殷碧霞诸先生及新加坡群进公司，陆续捐助各项经费，合计国币20万元。”1934年，陈嘉庚的公司收盘后，厦门大学和集美各校历年经费都得到李光前的大力支持。就在当年，李光前和黄奕住、林文庆及群进公司共捐资10万元作为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校的经费。1936年，陈嘉庚筹措16万元购买400英亩橡胶园，拟作厦大基金，李光前捐资5万元。
1934年，他接任别人担任南洋中学的董事长，负责学校每年的经费、建筑费等，修建校舍，新建国专图书馆。同时，他还兼任着南益学校、道南学校、导侨学校、光华学校、侨南学校等9所中学和十几家会馆的董事，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名利，只要能够帮忙教育，他从来在所不辞。
抗日战争时期，李光前在故乡南安梅山创办“国专小学”。1943年，又创办“国光中学”。1952年，他为家乡捐资数百万元，用于扩建梅山学村。除了恢复他于1939年创建的国专小学外，又扩建国光幼儿园、国光中学、国专医院和国专影剧院。梅山学村由此一跃成为名闻中外的学村，拥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建筑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各种福利设施齐全。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国专中学和国专小学先后成为福建省重点学校，国专医院也已成为福建晋江地区著名的肿瘤医院。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李光前又大力支持陈嘉庚扩建厦大的爱国行动。1950年11月5日，李光前致函陈嘉庚，表示愿意继续资助修复因战乱被炸毁的厦大校舍，同时加以扩建。他筹资600多万元（港币），交由陈嘉庚统一筹划使用。从1951年至1955年，兴建的新校舍和公共设施共24幢，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校舍建筑总面积的一倍。其中包括，建南大会堂、生物馆（成义楼）、数学物理馆（南安楼）、化学馆（南光楼），教工宿舍“国光楼”三座，男生宿舍“芙蓉楼”四座，女生宿舍“丰庭楼”三座（现已在原址新建），公用设施有图书馆（成智楼，现为人文学院使用）、厦大医院（成伟楼，现已在原址新建门诊大楼），另建了膳厅、浴室、厕所等。还建了面积近2万平方米、看台总长近万米、可容纳2万观众观看比赛的“上弦”体育场和紧连胡里山海滨、面积达6千平方米的系列海水游泳池。
1952年，李光前决定并实行提取一定比例的企业利润作为公益事业专用经费，设立了“李氏基金”，基金由基金委员会负责保管，所有收益，都作为教育慈善公益用途。该基金约有2亿元（新加坡币），占其财产大半。1964年，李光前又将其名下的全部南益股权(即总股份的48%)悉数捐献给“李氏基金”，使“李氏基金”成为南益集团最大的股东，每年所得的股息则全部作为永久的慈善公益用途。
1952年，李光前用他的大半财产设立了“李氏基金会”，积极捐助文教及社会公益 事业。直到1967年李光前逝世之后，基金会依然遵照他“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意愿，捐款支持各项科技文教活动。
无论是内地还是海外，只要有关华人的事，有关教育的事，李光前都是竭尽全力，散尽钱财。他对教育、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博得海内外一致高度称赞。1957年，马来西亚柔佛苏丹授予他“拿督”荣衔。次年，马来西亚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2年1月，新加坡政府《宪报》正式公布聘任李光前先生为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荣誉。在就职典礼上，他说，“吾人对国家贡献莫大于教育青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1953年，李光前的一位族侄提议建立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李光前马上积极响应并给予赞助。他一再强调南洋大学办学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中华文化，给马来西亚青年提供更多的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办学过程中，困难重重，流言颇多，李光前全不理睬，继续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1985年10月22日，新加坡福建会馆在南侨中学李光前纪念亭中竖起了一尊他的铜像，以纪念他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样，今天我们走进著名的“侨乡第一校”――福建南安国光中学，也会见到李光前先生的铜像，虽然他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教育理念，创业精神依然还在他培植的地方生长、发芽，并发扬光大。
李光前夫妇育有六个子女。三个儿子李成义、李成智、李成伟学成后经营企业，都卓有成就，他们继承外祖父陈嘉庚、父亲李光前爱国兴学的优良传统，对捐资兴学都不遗余力，继续支持厦门大学的办学。1967年李光前逝世后，三兄弟主持新加坡李氏基金会，依然遵照基金会“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宗旨，捐款支持各项科技文教活动，包括资助厦大。
凡是到过厦门大学的人，无不在厦大标志性建筑群―――――建南楼群前流连忘返。这组建筑同样凝聚了李氏家族两代人的心血。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加坡李氏基金会同仁得知建南楼群年久失修，遂于1994年开始陆续捐献1600多万元人民币，对这五幢大楼及楼群前的石板路予以全面翻修，使建南楼群焕然一新。李氏基金会又捐资527万元（人民币）在原址新建校医院门诊大楼，新建海滨新教学区广场，还资助厦大举办国际学术会议。2007年，李氏基金会又向厦大捐资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厦大医学院与护理学院的建设。1994年到2005年这十余年间，李氏基金会向厦大的捐赠总计达到近7700万元（人民币）。
成功秘诀
入行后得遇“伯乐”陈嘉庚。
赚一分便投入扩展事业一分，没有小富即安之狭念。
兴国办学，受人称道。
家族历史
李光前的家族渊源、成就的事业、堪为楷模的品德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族源与迁徙李光前的祖籍在福建省南安县梅山镇的芙蓉村，这个村名的写法是芙蓉，但叫法却是"浮墙"，这是为什么呢
相传，在李氏逐渐向东南迁徙的过程中，有一支从陇西迁徙至河南省的李氏，五代时，他们中又有人从河南迁徙至福建省南安（当时叫"武荣")芙蓉村定居。荚蓉李氏的始祖来此定居前，向原住在这里的村民借水桶汲水止渴，汲水时，水桶的木板突然散开，浮在水井的水上面。因为闽南话把水桶四周的木板叫"墙"，所以芙蓉李氏始祖在此定居后，就据此把这里叫作"浮墙"。
从五代芙蓉李氏始祖到此定居，至明代李氏后裔李汝夏（号白水散人）编写《英蓉李氏族谱》时．因战乱及其他原因，从五代至元朝泰定元年（1324年），芙蓉李氏祖先史料已经散失，无法查考，因此，将可以查考的元代李广孙定为芙蓉李氏的一世祖。
李光前的祖父李于縻，讳植基，属芙蓉李氏第十七世（从李广孙算起），生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娶妻林氏，生有三子，长子李国再，次子李国候，三子李国针。
李国候，字国专，号阮逸，属芙蓉李氏第十八世。他是李光前的父亲，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死于民国四年（1915年）。
李国候先后娶过三个妻子，原配黄须娘，很早就去世了。后来娶侯快娘，再娶林和姊为侧室。林和姊是厦门人，估计是李国候在厦门做生意时娶的。黄须娘没有生育，侯快娘先抱养了一个男孩叫李玉麟，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李玉荣。李光前是侧室林和姊所生，原名李玉坤，光前是他的字。
芙蓉李氏从第六世开始，实行"昭穆"字辈，其排列是："汝自延自、必世为宗、大有建于国、引成斯志、用保孙贻、英贤鼎起、翌赞鸿基"。这就是说，他们从第六世汝字开始，每人必须按"昭穆"字辈取名，如李光前的祖父李于磨属"于"字辈，李光前的父亲李国候是"国"字辈。到了李光前这一代，本属于"引"字辈，即本来要在每人名字的第一字，都要用"引"字取名，但是李光前的父亲，却为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取名玉麟、玉坤、玉荣，都是用玉字作为三个孩子名字的第一字，这就不属于芙蓉李氏的"昭穆"字辈了。但有趣的是．李光前结婚后，所生的孩子又都按照家乡的字辈取名，给他们分别取名李成义、李成智、李成伟。可见李光前对家乡风俗习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
踏上新加坡李国候的合胜栈主要经营华侨出入国的住宿和卖给要出国华侨的船票。可是，当时要出国谋生或当苦力的人大都是一些破产的农民或无业游民，很多人连出国的船票都买不起，而李国候又是一个很忠厚仁慈的人，就答应让他们先欠着，待到他们到南洋有职业，有收入后才寄来还。但是，欠李国候船票和住宿费的人到国外之后，因工作条件差，收人低微，无力寄钱清还，以致合胜栈的经营不断亏损，最后不得不收盘歇业。清光绪十九年（1893)，李国候认为欠船票和住宿费的人主要去的是新加坡或马来亚，就决定亲自到新加坡向这些欠户讨还。他到新加坡以后才知道这些欠户在新加坡上岸以后，就分散到新加坡、马来亚各矿山或种植园去当苦力，所以能够找到讨回的还不到所欠的百分之二十，因此就滞留在新加坡经营小杂货店，而李光前也刚好是这一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日出生。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光前的生母林和姊去世，李国候在新加坡已经有立足之地了，于是他在1903年把李光前带到了新加坡。
到新加坡后，因家庭条件并不富裕，李国候就把他送去当地一所收费比较低廉但英文水平却还不错的英印学校读书。在那里，李光前勤奋学习，奠定了良好的英文基础。他与印度学生很合得来，结交了许多好朋友，并学会讲印度话。为了使李光前不忘学好中文与中国传统文化，李国侯又让李光前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当地华侨办的养正学堂读中文。1907年，清朝政府在南京创办了暨南学堂，招收南洋华侨学生回国就读。由于成绩优秀，1908年李光前作为新、马第一批华侨学生被录取，回国到暨南学堂就读，两年以后，李光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11年，他又升入北京清华高等学堂深造，后又转入唐山路矿专门学堂，（现西南交通大学）深造。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由于局势混乱，清皇朝垮台，学校停办，1912年他又回到新加坡。
在国内三年多的学习生活，不仅给他的中文及数、理、化知识打下基础，也使他对清王朝的腐败和辛亥革命有了感性认识。李光前返回新加坡后，先在道南学校及崇正母校任教，并兼任华文报纸《叻报》的电讯翻译工作。这时的李光前一心想当一名工程师，不久后，他考入当地政府所办的测量专科学校学习。在测量专科的三年里，他每天清晨五时左右就要起床出去测量马路、山丘或河流；下午在测量局上课或绘图；晚上则要做作业或温习功课，但李光前不怕劳累，只希望能把知识和技术学到手。在这同时，他还攻读美国一家大学的函授土木工程课程。三年后，李光前终于修完这些课程毕业。这时，李光前的实足年龄已经二十一岁，通过十多年来在中国和新加坡的不断刻苦学习，他吸收了中国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许多内容，为以后的创业和处世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李光前毕业以后，被福建籍的富商庄希泉看中，聘请他加入庄希泉和陈楚南合作在新加坡创办的中华国货公司，担任英文财库，处理一些采办与交涉等事务。
文教事业李光前认为教育对个人对社会都非常重要。教育不但能启发人类的智慧，同时，个人能够安居乐业，社会能够健全繁荣，国家能够富强，也完全是教育的力量。他极力地提倡振兴学校，普及教育，凡是创办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在建设方面需要资助的话，他都慷慨捐助。因此，李光前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同时也是一位无私的慈善家和尽职的社会活动家，他对兴办文教社会福利和资助抗日救国等事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光前用他或李氏基金的名义捐献慈善公共福利事业很多，其中80%以上是用于教育事业。所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许多中、小学甚至大学都是李光前资助的，有的还是他创办的。他创办或资助这些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分种族，例如新加坡的第一所印度中学的校舍就是李光前捐建的；而马来西亚的第一所回教学校创办时，也是李光前慷慨解囊的。第二是不愿留下自己的名字。就像新加坡福建会馆为解决芽笼地区的华侨、华人子女的就学问题而建设的光华学校就是得到李光前经济上的大力支持，方能于1953年底顺利建成。该校在建成之初，为感谢李光前的资助，将学校取名为"光前学校"，李光前看到以后，不肯用自己的名字作校名，并叫人把校牌上的"前"字拿了下来，最后将学校更名为"光华学校"。
在李光前捐助的学校中，新加坡华侨中学耗费他的精力最多。该学校原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由陈嘉庚于1918年首创，是南洋建立的最早的华文中学。从1934年起李光前连任学校的董事会主席16届，是所有董事会主席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在这二十余年当中，他为学校的发展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巨大的物质援助。上任伊始，他就替学校偿清了七万元的贷款，并捐献了五十万元作为学校基金，使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学校迅速好转。他扩建了校舍，增添了许多现代化设施，改善了教学条件，并修建教师宿舍，保障了教师们的安定生活。所有这些建设经费及日用经费，除部分是由董事会及社会人士募捐而来，大部分是他个人承担的。此外，他还独资修建了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国专科学馆"和"国专图书馆"，奠定了华侨中学的宏大规模。在行政方面，他事无巨细，都一一过问；虽然商务缠身，但每次董事会他都参加，并做出指示。在他的领导下，华侨中学校誉日隆，不仅是新加坡，而且成为东南亚最优秀的华文中学，吸引了各地的莘莘学子，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阵地。
1953年，新加坡著名华人实业家陈六使倡议建立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李光前积极响应，慷慨捐助，从1953年至1957年共捐款一百多万新元，占该校实收捐款总数的百分之十，并每年为南洋大学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1949年，新加坡成立了马来亚大学，培养华、马、印各族人才。李光前分两次共捐款五十万新元，为该校购置图书文献之用。1957年，李光前向政府提议建造一座国家图书馆，并主动捐献巨款兴建。该馆主要收藏中、印、马来亚图书，供人们免费阅读。至今，李光前的名字还刻在大门的壁上。
为了更好的贯彻"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宗旨，更集中兴办、资助文教和科学研究及社会公益事业，1952年，李光前捐献他的大部分财产，设立了"李氏基金会"(后分为新加坡李氏基金和马来西亚基金）。李氏基金有一个委员会负责保管，所有利益都作为教育慈善公益用途。
从1952年至1967年李光前逝世的十五年间，该基金会共捐助给文教、社会公益款项达一千万，造福的人士数以万计。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除了八间大学受到李氏基金的惠益之外，受到该基金赞助建校的各族中小学，也超过二十间。此外，每年资助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教育考察研究经费等，算也算不清。至今，李氏基金会仍然存在并继续贯彻其生前的意愿。2000年9月，新加坡李氏基金会向保护母亲河--绿色希望工程捐赠一百万港币，以此表达海外炎黄子孙对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关心和支持。
此外，李光前还先后担任福建会馆、南岸会馆、南安会馆、中华总商会、陇西李氏总会、新加坡福利协会、南益学校、道南学校、光华学校、桥南学校、平仪中小学、宽柔中学、培风中学、华侨中学等社团和学校的董事、主席、会长等职，出钱出力，做了很多贡献。
为了表彰李光前对当地教育、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1957年9月，马来亚柔佛苏丹授予他"拿督"(Dato)荣衔。1958年10月25日，马来亚大学鉴于李光前的成就和贡献，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自1962年1月1日起，李光前被聘任为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直至1965年11月（因病告退）。在这期间，他对新加坡大学的建设、发展及教育质量的提高等方面，建树良多。在他告退以前，还向当局建议，设立新加坡大学医学研究所，并捐助一百万元叻币作为该研究所的研究基金。1964年，马来西亚国家最高元首封给李光前P．M．N．（PANG1IMA MANGKU NE．cARA)的称号。
报效桑梓李光前虽然身在新加坡，但他始终热爱祖国、热爱桑梓，为家乡建设、发展家乡的教育及公益福利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早在1939年他就已经在福建南安芙蓉乡创办了国专小学（共有山美第一校、榕滨第二校，董山美第三校和金淘第四校），1943年，他又捐资创办了国光中学。1952年，他捐资二百多万元，扩建原有校舍，兴建梅山学校，并委派伍资远亲自主持建校的各项工作。这时期，除恢复和扩建国光幼儿园，国专一、二、三、四小学外，还兴建了国光中学教学楼和宿舍楼十一幢、教师宿舍楼两幢，至1954年，在方圆五百多亩的山坡上，共建筑了平屋和楼房二十五幢。与此同时，他还捐建了国专医院和国专影剧院，为家乡人民治病和活跃文化生活提供了便利。1956年，梅山学村已经建成为一个从幼儿园、小学到拥有十一多万册图书及上万件理化实验仪器和标本的中学，从食堂、水厂、电厂到医院、影剧院，从植物园到可容纳六千多观众的体育场闻名中外的学村。后来，国光中学和小学都被列为福建省重点学校，国专医院也成为晋江地区著名的肿瘤医院。1965年，李光前回到家乡探望亲友，视察梅山学村时，一再勉励师生们努力工作，勤奋学习。看到家乡及学村的建设发展，他感到无比兴奋。
对陈嘉庚一手创办的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村，李光前始终予以大力支持。他捐巨资，用来帮助陈嘉庚修复被国民党飞机炸毁的厦门大学校舍和学校的扩建。从1951年到1954年，厦门大学先后建成各种楼房二十四幢，相当于解放前全部校舍的一倍。其中有建南大礼堂、图书馆（成智楼）、生物馆（成义楼）、物理馆（南光楼）、化学馆（南光楼）、教工宿舍"国光"(一）、（二）、（三），男生宿舍"芙蓉"(一）、（二）、（三），女生宿舍"丰庭"(一）、（二）、（三），厦大医院（成佛楼）及海水游泳池和占地十万平方米的大操场等。此外，李光前又与陈嘉庚和陈六使等先后捐资二百八十万港币，修建集美学村中被国民党飞机炸毁的校舍，增建了一些建筑。1961年，陈嘉庚去世后，李光前捐资七十多万元，与其他一百多名爱国华侨共同集资三百万元，在泉州华侨大学兴建了陈嘉庚纪念堂。
李光前一生好学，尤其推崇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和兴办教育等工作总是不遗余力，给予支持。1932年，《南洋商报》从陈嘉庚的公司里分离出来，改组为有限公司，李光前与他的弟弟李玉荣等人任公司董事。李氏兄弟齐心协力，陆续增加对该报的投资，扩大报纸的版面。《南洋商报》既报道世界各地和当地经济贸易情况，提供信息，帮助华侨商人经营，同时又积极宣传中华文化。国难当头之际，他号召侨胞抗日救国，有力地配合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南洋商报》客观地报道国内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注重维护华侨的利益。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光前积极参加南侨总会筹备工作，担任首届常委，并踊跃带头参加筹振活动。1943年，日寇南侵，新加坡沦丧，李光前被迫羁留美国。在留美期间，他应邀在美国为同盟国委托哥伦比亚大学的军政人员培训班中任讲师，主讲东南亚政治、经济、地理等概况。他虽游居异国，却念念不忘祖国的抗日事业，曾利用参加世界红十字会美国分会的工作之机，积极发动侨胞捐款救济祖国的抗日伤员和难民。他在新加坡的产业全被日军没收，为使家乡国光中学书声不辍，李光前甚至典卖衣物充当学校经费，他致信友人说，"远处国外，在祖国办教育也可略尽国民义务"。
1965年2月，李光前因患肝癌到中国上海就医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和慰问。周总理赞扬了他在兴办教育、关心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所作的工作，尤其高度评价了他为促进华人与当地各民族友好相处、鼓励华人为所在国的建设贡献力量而所作的不懈努力，并与李光前夫妇合影留念。
1967年6月2日，李光前再次病发，抢救无效，病逝于新加坡，享年七十五岁。当时新加坡各界举行隆重葬礼，其事迹载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著的《世界人物大辞典》、《新加坡南安先贤传》、《南安县志》等书。
后继有人李光前夫妇恩爱相守，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孩子们在充满爱的家庭长大。而李光前生前所有的慈善机构，都用父亲国专为名，这种敬爱孝顺、不忘先人的态度，使子女们养成纯孝的性格。
李光前有六个儿女，均受过良好的母语教育，然后进入当地高等学府或留学深造。长女淑琼与夫婿伍元正，同是留学英国的西医；次女淑珍毕业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大学文学院本科兼教育学系，毕业后常年服务于教育界；三女淑志留学美国，回国后担任美术教师。长子成义、次子成智先后毕业于美国宾州大学的华顿金融商业学院，三子成伟曾留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工程专业。三个儿子已经肩负起李氏家族事业的重担。李成义主要负责李氏基金和南益集团的所有业务；李成智则管理有关种植业的业务；李成伟负责华侨银行和南益集团部分业务，是华侨银行董事局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们不但继承了李光前开创的事业，同时也秉承了他勤俭、谦和的品质，他们兄弟三人亲密合作，使李氏家族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现今，李成义、李成智、李成伟兄弟三人均已是耄耋老人，鬓发斑白。他们并没有像国内一些大老板，坐拥豪华敞亮的办公室显示其气派，虽年逾八旬，却仍与普通员工一起，坐在无遮无隔的办公桌前，统帅八方商务，日理万机，决胜千里。他们受其父亲的教示熏陶，秉承急公尚义、乐善好施的家风，言忠信，行笃敬，一样的务实俭朴、不事张扬，一样的不慕荣利、淡泊寡欲。公司承传着先辈制定的利益机制、制度机制和道德机制，数十年稳健而务实地推行着，历经时代风雨的洗刷和冲击，仍巍然屹立，成为世人景仰的商业丰碑。
人物评价
李光前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驰骋商界的巨擎风范和难以统计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展示了真诚、正直、无私、宽宏大度、谦逊的高尚人格。这也是他赢得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的尊重和热爱的原因。
李光前虽然是富甲一方的大亨，但毫无富人的矜持和做作。无论高干显贵，还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都以礼相待。李光前生活俭朴，平时粗茶淡饭，从不抽烟喝酒，也不为自己和妻子儿女做寿。他到日本料理商务时，出门从不坐车，却搭乘只有中下层人士才坐的电车。他到公共食堂就餐，为的就是更多地了解下层社会，和普通人交朋友。1965年，他为医治肝癌做身体检查时，医生惊讶地发现这位富翁竟然营养不良，可见他在物质生活上是多么的淡泊。富于责任感和高尚情怀的李光前，多次跑去献血，一辈子共献血十八次。在他七十岁生日时，为了躲避祝贺生日的俗套又去献血，此后才停止。对于社会公益，他有求必应，从不推诿，但又往往"不争不先"，不与人争名夺利。1967年2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选举第三十四届委员时一致推选李光前为名誉会长。接到通知以后，他却极力推辞，并对前来劝阻他的各位委员说："我平生最讨厌者便是挂名不做事，这次的名誉会长，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李光前一生孜孜好学，在当地的富商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学知渊博的。在就学期间，他就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即使后来投身商界后，他也抽出时间学习各种新知识，思考新问题。他对中华文化和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问题都有所研究。由于他通晓中英文，足迹遍及东南亚、欧美各国，具有丰富的阅历和实践经验，因此，他对许多问题都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更透彻的独到见解。李光前一生善教，教自己，教家人，独自学，又和人共学，对于学术性的会议都尽量抽空参加座谈研讨，如新加坡南洋学会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他几乎每次都参加，并且坐在最前面。对南洋学会，东南亚研究所，热带经济植物研究所所编印的刊物，尤其是对热带经济植物，如橡胶树、椰子树、黄梨等书的出版，无不乐于赞助，始终不渝。李光前不但自己好学不倦，而且以资助科学研究事业为己任。当他得知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用其毕生的心血编著了《中国科技史》，却因为缺乏经费而不能付梓时，便欣然捐助数千英镑，终于使这部巨著问世。李光前的这一举动，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交口称赞。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较高的文化素养，使李光前具备了广阔的视野和超人的远见。早在战前出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时，他就主张修改章程，打破华人中长期存在的闽、粤两地的区域隔阂，认为选举应以人才为准，以便促进华人社会的团结和进步。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今天大家都是新加坡人，何分彼此，为什么还要有地域观念?"李光前在自己的南益机构里就重用了许多不同籍贯的人出任要职。二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华人曾一度成为东南亚各国关注的焦点，社会上滋生出一股敌视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李光前不时地告诫华人，要摒弃自我封闭的恶习，多关心当地事务，为所在国作贡献，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尊重。为此，他带头关心帮助新加坡慈善公益事业，对华、印、巫族一视同仁。当政府号召学习国语（马来语）时，很多华人不以为然，而已经七十岁高龄的李光前专门聘请马来人教师为他讲授马来语，并坚持听马来语广播，他的真诚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普遍敬重，也为广大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