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鸿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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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鸿荃的个人简介

廖鸿荃,初名金城,字应礼,号钰夫。福建闽县人。慈善家廖封之子。嘉庆十四年已巳(1809年)榜眼。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修《大清一统志》,由穆彰阿、李佐贤、泮锡恩、廖鸿荃、龚自珍等主持。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完成。官至工部尚书,赐紫禁城骑马。时议改河道,朝命鸿荃往勘,不久坐事夺职。与陈维英相善。再起官太常寺卿,卒谥文恪。

个人简介

廖鸿荃(1778~1864年),初名金城,字应礼,号钰夫。祖籍将乐县,后迁侯官县(今福州市区)。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第二。授编修,累升至工部尚书、经筵讲官,赐紫禁城骑马。道光元年(1821年)八月,典试陕甘,生平总裁会试一次,典乡试、分校京兆试各三次,参与朝考阅卷,殿试读卷,又督学江苏、浙江等省,可谓“门生半天下”。朝廷以其谨慎可任大事,重要水利工程皆命鸿荃督办。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督修盛京工程;次年,署漕河总督,采取堵漫口挽黄河归故道之法,既省费,又便民。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黄河中牟决口,奉命督办。朝廷派礼部尚书麟魁分驻东南二坝,鸿荃亲临西坝工地,昼夜抢堵决口。次年二月,堵口工程将竣,风雨大作,黄河猛涨,东坝埽眼出现险情,鸿荃不以西坝未失申辩,会奏请罪。不久,罢归。道光三十年(1850年)赴京,以四品京堂候补,留纂《实录》两年,进呈476卷。咸丰二年(1852年)冬,以太常寺卿致仕,赏还尚书衔。回里督办团练,太平军屡陷郡邑,鸿荃会同地方文武及各绅耆“募丁壮,联乡团,编保甲,筹赈粜”,省城赖以安宁,受赏戴花翎。同治三年(1864年),重宴鹿鸣,特加太子少保衔。卒谥“文恪”。

福州铁钱风波

廖鸿荃,是清代嘉庆已巳年(1809年)榜眼,道光年间工部尚书,咸丰年间太常寺卿,三朝老臣。有关他的传记,自清至今不下十多种版本。大多认为他是一个爱国、清白、为民办实事的正直官员。也有少数文章以讹传讹,对咸丰八年(1858年)铁钱风波一事,横加诬蔑不实之词,始终摆不出令人信服的史料证据。现根据清宫档案资料、几朝皇帝的圣旨等史料,以确凿、充分的证据为之辩诬。

1咸丰初年铸大钱和改铁铸钱是两回事

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太平军转战福建。福建全境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年三月,福州发生一起震惊八闽的铁钱风波。南台市民反对官府行使铁钱,包围总督衙门,并捣毁官吏住宅。社会上谣言四起:有的说是廖鸿荃返乡后,把权弄势铸铁钱盘剥百姓;有的人还根据谣言编曲演唱诋毁其官声。有的说是廖鸿荃建议行用铁钱坑民,以此煽动冲击廖宅,歹徒趁机打劫。至今,还不时有人撰文以讹传讹,歪曲事件的真相。

2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

这实际上是清代晚期内忧外患,清廷财政陷于困境的一场金融货币危机。咸丰初,战事四起,兵饷开支大,福建省制钱短缺,市场已出现钱荒骚乱的苗头。有些官员提出利用宝福局库存为数不少的铜铅铸钱,以解燃眉之急。这是使货币流通恢复正常秩序、安抚人心的上策。为避免以往制钱必亏的情况,只有铸大钱才能保本。他们向廖鸿荃征询意见,廖鸿荃赞成此议。他已告老还乡,但他尚书衔是当时省城官衔最高者,在朝廷又说得起话。军情紧迫,福建未等奏明请准,不得已先行开工铸大钱。福建巡抚王懿德为避免朝廷的责难,便以廖鸿荃建议铸大钱的名义上奏:“闽省值军务紧急,经费不赀,民用支绌之际,不得不照该绅士所议,先行办理。”(见《清文宗实录》卷101)

福建咸丰大钱含量足、质量优,投入市场流通后受到民众欢迎。《福建货币史略》一书以翔实的史料,有力地论证了福建铸造咸丰大钱旨在安定民心,在当时起了稳定经济的作用。该书十分明确地指出,有些学者将咸丰年间的福建货币危机归罪于福建铸咸丰大钱,既不客观,也不符合实际。廖鸿荃建议的是铸咸丰大钱,不是铁钱。

近年新编的《福州市志》第五册第九编《金融》620页记载:“福州铸钱所用铜铅等材料主要是从云南、贵州采运。咸丰年间,因铜价昂贵,运输困难,故停铸铜钱改铸铁钱。”当时正是太平军横扫从西南到东南大半个中国的战乱时期,铸钱材料运输困难,造成铜材奇缺。福州官府只好改用铁铸钱,事出有因,而且是官方所为,与廖鸿荃毫无关系。

3咸丰八年铁钱风波的真正祸根

那么,这场金融货币危机,为什么会在福建爆发?咸丰三年七月,闽浙总督王懿德报请设立永丰官钱局,强行滥发“官票”、“官钞”,巨额兵饷军费从中开支,官钱局管事人又从中舞弊牟利,亏空甚大,导致官钞无法兑现。且奸商以外省劣质大钱套取福建优质的咸丰大钱,造成福建铜钱大量输往外地,又缺铸铜钱材料,钱荒更趋严重。民间拒用铁钱,由此引发咸丰八年铁钱风波。

4为什么廖鸿荃会猝遭横逆?

因为廖鸿荃坚决反对官钱局滥发官钞,趁改铁铸钱舞弊营利,坚决反对奸民外运铜钱销售加剧钱荒,因此招来横祸。《福建通志》列传记述,廖鸿荃对“地方利弊所在,必为大府条陈得失。省垣行使铁钱病民,后奏请停,官局复用铜钱”。

咸丰八年五月,咸丰帝接到廖鸿荃奏折,为此事件连下两道圣旨印证了上述事实。第一道圣旨明确指出:“福建省城设立永丰官钱局,经理末能妥洽,以致民情疾苦。”“该省钱局委员牟利舞弊,前已谕令东纯等确切严办。廖鸿荃以在籍耆绅,猝遭横逆,殊堪眷念。著赏银五百两,由福建藩库发给祗领,并著该地方官时加存问,以示体恤”。(见《清文宗实录》卷254)

同年十一月,朝廷又下一道谕旨:“谕军机大臣等,据廖鸿荃奏,福建省永丰官局因提用局票过多,伙倚恃委员护蔽,买空卖空,致民间不复信用局票,物价日昂,奸徒鼓煽,致有三月间闯入督署之事。及铁钱窒碍,议复铜钱,以二成钱票一成现钱搭放市场,肆未见分文,多被奸民运赴省外销售”。“若任今委员盘踞,奸伙营私,不思力加整顿,必至官民交困”。为此,朝廷下令“局伙奸民,从中渔利者,一并严惩以除积弊”。(见《清文宗实录》卷269)

朝廷通过御史陈浚查实:永丰官钱局南台管事人程松藻串通官钱局委员钟峻等人牟利,亏空败露达40万贯。并查实该委员系督抚保举之员,系庆瑞的幕友,被参舞弊营私(见《清文宗实录》卷245)。该官钱局经营六年,造成亏欠高达近三千万贯之巨。这才是造成咸丰年间福建金融危机的真正祸根。

当时民众最早找福建巡抚庆瑞请愿。庆瑞推诿总督,总督逃匿。奸人趁机恶意挑动,煽动不明真相的暴民冲击廖宅。值得注意的是,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始终不把矛头对准祸首永丰官钱委员及其后台庆瑞,始终不提其滥发官钞舞弊坑民,却诬赖是廖鸿荃建议铸大钱惹的祸,对庆瑞只是和风细雨的跪香请愿。廖鸿荃时年74岁,对耄耋老人野蛮施暴,违反中国伦理道德。可见这伙暴徒并非良善之辈,是“局伙奸民”挟嫌报复行凶,有备而来。

而且从咸丰帝第一道圣旨可以看出,对永丰官钱局牟利舞弊,早已谕令东纯等严办,却拖延未办酿至事件爆发,可见阻力之大。廖鸿荃旗帜鲜明地与之斗争,自然遭到暗算。

5与邪恶斗争反遭诬

事情很清楚,清廷财政内外交困,永丰官钱局开支无度,又舞弊营利造成的极大亏空,使官钞无法兑现,是这场金融、货币危机爆发的内因;制钱铜材短缺,铜钱大量外运造成钱荒,民间拒用铁钱是引发事件的导火线。这场危机的产生与咸丰初年铸造大钱没有因果关系。咸丰初年廖鸿荃建议铸大钱是为了平抑物价、稳定民心。实际上当时朝廷有不少大臣先后建议以铸造大钱避免历来制钱必亏,挽救即将崩溃的货币,这是势在必行的惟一之策,得到咸丰帝的认可。这和福建永丰官钱局滥发官钞利用改铁铸钱牟利的性质、动机、作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某些人非议廖鸿荃储有千贯铜钱。廖鸿荃收入高,家大业大开支大,存有千贯铜钱是正常。当时在改铁铸钱的情况下,不仅大户,民间均普遍收藏铜钱以防货币贬值,何罪之有?总不能苛求其不顾生计,把储存的铜钱抛出换劣质铁钱。

对为民请命、正直的廖鸿荃进行无端的百般攻讦,而对史有定论、证据确凿、引发咸丰八年金融货币危机的罪魁祸首永丰官钱局的黑幕却只字不提,这就混淆颠倒了是非,掩盖了咸丰八年铁钱风波的历史真相。

在这场风波中廖鸿荃没有任何过错。他为了制止永丰官钱局“局伙奸民,从中渔利”,多次向地方当局条陈利弊,向朝廷奏报,不顾年事已高,和邪恶势力斗争,是应该肯定的。

朝廷接到廖鸿荃奏折后,下令查办。于咸丰九年关闭永丰官钱局,逐步按折兑现官钞,防止奸民外运铜钱销售,复用铜钱,才平息福建的金融危机。

咸丰皇帝知道整个事件的始末,知道廖鸿荃猝遭横逆的真相。因此下旨赏廖鸿荃500两银子,并令地方官员对他时加慰问。

福州廖氏家族史事钩沉

自清代嘉庆朝以后,福州廖氏家族先后出现6个举人、7个进士、9个知县和4个知府、补用知府,还有刑部主政、工部主事、兵部员外郎、江西督粮道兼兵备道、工部尚书与太常寺卿,成为清代福州城内首个鼎盛之家。

《庸闲斋笔记》的传奇

清代海宁人陈其元所著《庸闲斋笔记》,多记清代的历史掌故,其中收录福州廖氏家族五子登甲第的轶事。他认为廖家兴起是因为廖陆峰为善之报。嘉庆年间,海盗朱渥投诚,官府获得沿海居民通海盗的名册,不下数百家。廖陆峰时为郡吏,他说:“海盗都投降了,就不必追究了。”将名册投火焚之。不久,官府想照名册诛杀这些居民,找不到名册只好作罢。如果不是廖陆峰冒着风险焚册救民,数百家居民势必身首异处,血流成河。作者慨叹地说:廖的初衷不过是对人存有不忍之心,“未尝图报也,而报之彰彰如是”。他认为廖家五子登科,是善有善报。“廖年八十余,殁时,异香满室”。

这则传奇和廖家世代相传的故事略有不同。说的是廖陆峰在台湾任邑吏时,救助海滨被诬陷的善良老百姓的故事。当时他并非当众投册焚书,而是以失火为幌子焚烧诬良为盗的名册。廖陆峰9岁寻父的坎坷经历铸就他胆识过人、侠肝义胆的性格。

廖家府邸、尚书第和廖笠樵故居

廖家府邸位于今西湖宾馆内,西濒西湖,东靠北后街、三角井,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小桥流水,绿树成阴。几经改拆,至今尚存磨心池、小桥小岛、湖心亭亭阁和牌坊构件等遗迹。廖家自清嘉庆年后即世居于此。邻居是龚家,龚易图自光绪年中叶从广东宦游回乡,开始营造“环碧轩”,与廖家府邸比邻。

榜眼廖鸿荃分居位于津泰路西北侧偏中地段的“尚书第”,坐北朝南,四周环绕高大的黑色砖土风火墙,整体屋宇呈硬山式的灰瓦顶。正门两扇,门庭天井开阔,木柱条石宏大;墙头翘起,雕饰泥狮走兽;门窗棂格,玲珑剔透,雕梁纹饰,华美精细。府邸系两进“五间排”木构建筑,占地面积不大,但设计精巧。首进西侧开一门通向花厅,地形狭长,少许假山奇石点缀其中。两进隔墙石门的框顶上浮现滴水瓦筒形状,瓦当中各镌福、寿、禄字样。踏入第二进,渐入佳境,大厅一扇红底贴金的隔扇门,饰以展翅飞禽的团形图案。上端横镶一列花鸟走兽的透雕木刻。五间排的设计“明三暗五”,精巧无比。“明三”之前环有回廊,左右“暗五”之前各设密室。廖宅“尚书第”并不奢侈铺张,以构建奇妙、造工精美取胜,是福建古民居建筑的精品。可惜上世纪90年代被拆毁。

光绪末年,八世廖笠樵辞去宛平县知县、顺天府(今北京市)补用知府的官职,返回故里。祖屋族居已满,他最初赁寓孙氏小园,不久购下邓氏园林(在半野轩附近)退休养老。他很满意这座幽静的别墅,命名为“适园”,住了十多年。1919年长子为返乡报效祖国在德国遇害后,老人心情不好,终以其境过清,卖掉适园,转购城中吉庇巷一座四进直透的大宅院(现门牌号为66号),其东邻为谢家祠。宅院原有花厅、客厅,四个天井,第二进天井有鱼池,池畔植着桑、枇杷。花厅前有一棵高大梧桐树。第四进左右回廊树立“肃静”、“回避”执事牌。这座宅院现已列入三坊七巷保护的古民居。

一百多年前省城建祠的盛事

嘉庆十四年(1809年),廖家两兄弟同榜中进士,廖鸿荃高中榜眼。陆峰公喜极而惊,总觉得是“祖宗日显冥汉,佑启后人”。为报答祖宗恩德,他萌发联络全省廖氏宗亲,在福州建立宗祠的想法。

嘉庆十六年(1811年),他派出四子鸿苞、五子鸿藻分赴龙岩、延平、建宁各地,自己亲赴兴化、惠安、安溪等,拜祠叙谱,拜会各地宗亲,散发《世彩堂榕城建祠大略启》,倡议在省城建立廖氏宗祠。他认为省会地气深厚,土脉隆旺,有利于各地宗亲联络,使族人兴旺发达。他强调省城文化教育风气之盛,便于族人学子科举学业交流切磋,来省城参加乡试时有下榻住宿的地方。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全省宗亲子孙能有更多的人走上读书致仕的道路。

《大略启》传抄散发到全省各地,甚至送达早已分支几百年的德化县琬坑廖氏宗亲(他们至今还珍藏这份文书)。当时交通闭塞落后,联络工作竟能深入到万山莽莽的戴云山脉大山深处,不能不令人称奇。可见此活动范围广、工作细,反映了福建古代宗亲拜祠联谊盛行和联系渠道周密细致的民俗。倡议得到全省廖氏宗亲的响应。福州廖氏宗祠建在中军后(南营与东泰路南端交接处)。这里距离鳌峰书院很近,便于族人学子到省城读书学习。

嘉庆十七年(1812年)农历九月初三,廖氏宗祠落成。全省廖氏嗣裔代表相聚一起,敬祝天地,祭拜祖宗,举行开配神主祀典仪式。祠内崇祀福建廖氏两大远祖:宋湖广参政大夫廖实蕃和宋代名臣廖高峰。自此,每年春分、秋分日会祭,延续百年。

廖家五世兄弟的故事

清嘉道年间,廖家五世兄弟在科举场上成绩辉煌:嘉庆甲子(1804年),廖鸿苞、鸿荃同榜中举;嘉庆己巳(1809年)廖鸿荃又与廖鸿藻同榜中进士,高中榜眼;鸿翔、鸿禧也先后中举,五子登科;三兄弟又同朝为翰林院编修。连创奇迹,当时不多见。

廖家兴起,主要归功于陆峰公一生尊师重教,崇文重德。老一辈人说,这也与长子廖鸿翔对诸弟的严格督课分不开。他以优良的品学影响几个弟弟,使他们个个成才,满腹经纶,写得一手好文章,在仕途中个个显露精明能干的才华。

廖鸿苞,号竹臣,少年时十分聪颖,文章写得好,且工书法,笔姿险劲,常和弟弟吟诗作词,著有《世彩堂同馆赋钞诗钞》、《竹臣诗草》。嘉庆丁丑(1817年)年他中进士,授江苏阳湖县升太湖同知。湖中多盗匪,廖鸿苞采取宽严并济的策略,平息太湖盗匪的猖獗活动。上司器重他的才干,调其署扬州府知府。任上廖鸿苞体恤民众疾苦,尊重知识分子,人称其有古循吏之风。逝世时,林则徐题挽联痛悼。

常州旅游景点崇法寺,十分推崇道光十二年(1832年)廖鸿苞为该寺所作的碑记。碑文记述东南郡会兰陵,丛林名刹居多,城之东有崇法寺者,其始法筵之盛,香积之饶,与天宁几大名寺齐名,“数百年来无复有踵其旧而新之者”。他感慨地说“盖尝闻洛阳伽蓝记,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迄今无一存者。虽佛法广大,而其兴废隆替则存乎其人,得其人则兴,不得其人则废”文章结尾耐人寻味。

廖鸿藻,字应祉,从小善于写文章,16岁就中举人,27岁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江西督粮道兼兵备道,先后几次主持四川、江南乡试。他任的江西督粮道,被视为肥缺。他廉洁奉公,革除粮道管理的弊端,诰授中议大夫。他素与林则徐几个挚友棋酒往来,怡然终老。其性格很好静,终日坐在厅堂毫无倦容。享年72岁,著有《弈戒四章》。

廖鸿荃,名金城,号钰夫。他是兄弟中最聪明的,20岁中举,25岁中榜眼,官至工部尚书、太常寺卿,是清朝一代重臣,几朝皇帝对他均十分器重,委以重任。

林则徐和廖家兄弟情同手足

嘉庆三年(1798年)14岁的林则徐考入鳌峰书院,和同窗廖鸿苞、廖鸿藻、廖鸿荃兄弟结识。他们在学业上经常相互切磋,成为莫逆之交。

鳌峰书院是清代福建最高学府,是有全国影响的学术文化中心。嘉庆朝时又扩建,加强师资,扩大生源。鳌峰书院涌现出大批人才。廖鸿荃、林则徐、高祖望脱颖而出,号称为当时的鳌峰三大才子。

林则徐和廖家兄弟先后中进士,又同朝为官。嘉庆十四年(1809年)廖鸿荃中榜眼;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以二甲四名中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赴京和廖家兄弟相聚,异乡逢知己,格外亲热。林则徐日记中记载着和廖家兄弟亲密往来。

林则徐在嘉庆十八年五月初九日记记载,廖仪卿(鸿藻)钰夫(金城)“俱来寓叙饮”;十六日记载,“午后至廖宅赴席”;十月二十日记载,“上午往琉璃厂,顺赴廖钰夫处席”;嘉庆十九年十月十七日记载,“廖钰夫生辰,招饮,赴之”。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记载,“晚出城赴廖仪卿席”;初八日记载,“廖仪卿夫人以生产而殁,往唁之”。日记反映了廖、林两家日常生活中亲密无间的交往,反映了他们官场活动和学习中的深情厚谊。

嘉庆十八年五月十五日,林则徐日记记载,“闻简放湖南、四川试差:四川正考官廖鸿藻……刻下试差才放七省,吾闽已有三人,实为从来未有之盛”,“是午赴叶、廖两处称贺,晚回寓”。二十一日“下午赴福州会馆会饯叶芷汀、廖仪卿,晚归”。十一月初九日记载,“廖仪卿自蜀回,为之缮复命折子”,廖仪卿从四川主持乡试回京后,因旅途困倦需要休息,林则徐即为他抄写给皇帝的复命奏折。两人的友好之情可以想见。嘉庆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林则徐日记记载,是日有旨,十六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试试差。十一日“赴廖仪卿处会课,因考期已近,同人各书折字,不作时文,晚饭后散”。

林则徐的父亲宾日先生,喜宋朝隐士林和靖“梅妻鹤子”的韵事,养鹤植梅,陶冶性情。林则徐拿“放鹤图”请同窗好友题诗。廖鸿荃题了一诗:“忆曾文笔峰前过,放鹤人归处士家,不敢轻将和靖比,一生孤冷伴梅花。”

道光十六年(1836年)廖鸿苞去世,林则徐送挽联痛悼:“卅年来同谱同舟,忽魂归缥缈峰前,转悔量移空借箸;一门内难兄难弟,竟望断逍遥堂后,不教旧约践连床”情真意切,表达了他与廖家兄弟风雨同舟,情同手足的赤诚之心。

廖慰慈和梁漱溟

廖慰慈是廖家九世杰出人物。著名学者梁漱溟在晚年回忆录中,记述他在顺天中学堂勤奋学习,同窗好友的故事。

顺天中学堂是清末福建人在北京创设的一所名校,出了不少近现代史上的名人。校址在北京地安门外。慰慈之父廖笠樵任知县的宛平县衙门,当时就在地安门附近。学堂里的汉文教习,福建人居多。

梁漱溟回忆说,他们班上四个年纪最小的同学,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年。廖稍长一两岁。“在廖大哥领导之下,我们曾结合起来自学。这一结合,多出于廖大哥的好意,他看见年小同学爱玩耍不知用功,特来勉励我们”。

当时,他们天真、热情,常去酒楼吃螃蟹、喝酒。“廖大哥提议彼此相称不用大哥、二哥、三哥那些俗气,而主张以每个人的短处标出一字来,作为相呼之名,以资警惕。大家都赞成此议,就请他为我们一个个命名”。

廖慰慈很有眼力,他看出梁漱溟弱点是傲气十足,为其起名“傲”。果然梁漱溟日后傲气名闻天下。上世纪20年代,梁在北京大学任哲学教授时,和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是同事挚友。毛泽东当时是北大图书馆馆员。他们在杨家常见面。毛对梁很尊重,常去旁听梁的哲学课。建国初进北京城不久,毛泽东多次约梁叙旧会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因农民政策问题与之顶撞。毕竟是师长辈,历经多次运动劫难总受到保护。傲气可想而知。

梁回忆说,廖大哥自名为“惰”,“这却太谦了,他是最勤学的一个呢”,“廖对习题都做,其所做算非常清楚,整齐悦目”,“先生教到全书的一半时,廖己读完全书”,“廖自是一天才,非平常人之所及”。

后来,廖慰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赴美国留学,归国后主修我国几条大铁路。后历任之江大学、浙江大学教授、工学院院长,为我国工程建筑培养不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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