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格·聂道夫的个人简介
是一名高科技人才，是有名的计算机黑客，Phrack杂志的创始人之一。
简介：
（生于1969年），又名奈特闪电，是两个Phrack杂志，在线，文本为基础的电子杂志，确定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创始编辑之一黑客心态。
克雷格，以及Phrack共同创始人兰迪蒂舍勒，又名塔伦国王，想出了在Phrack概念，从1985年开始出版的。在Phrack通讯被确认为国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现场更新考虑他们的斜来源及作为对当今的黑客圣经送达。
1990年，Neidorf正面临被逮捕后，与南方贝尔收到一份文件，指控盗窃31年的监禁，并公开发布到网上。贝尔描述的文件，它描述了增强型911系统的内部运作的身价是美国79449美元（这个数字包括在其他的事情，，，是在VAX工作站上的文件已经输入值）。这些指控被取消时，据透露，该文件没有，最初描述，源代码，但而不是一个备忘录，并有更多的detailed文件可从贝尔订购一三美元。
该病例是在电子前沿基金会成立的催化剂。
2005年：20年黑客杂志Phrack将关闭编辑本段回目录名为《Phrack》的黑客杂志在为互联网和通信社区的黑客服务了将近20年之后就要关闭了。然而，反病毒厂商和安全业界都站出来表示对这一杂志的关闭表示遗憾。
在《Phrack》杂志发行的初期，在它上面刊登的主要是诸如怎样盗用电话线路打长途电话等的问题；但随后它就成了编写恶意代码和共享缺陷信息的一个“论坛”。这对于安全厂商来说，它的存在是很有意义的，但对它的关闭使安全厂商少了一个最直接的洞察黑客社区活动的通道。据安全厂商Clearswift公司ThreatLab的经理辛普森表示，他对《Phrack》的关闭感到很吃惊。他表示，没有了像《Phrack》这样的杂志的存在世界将会变的更加不安全。
《Phrack》杂志的存在是一个“福潜祸兮”的问题，其美好之处就像是披露安全信息的“Full Disclosure”论坛那样。据辛普森表示，我相信一定会有其它别的东西来填补由于《Phrack》的关闭而留下的这一空白的。据冠群公司的安全战略官员佩里表示，《Phrack》的关闭会将减少我们对黑客社区那边的可见性。据他表示，如果在网上进行大量的、仔细的搜索，总是会发现与黑客活动相关的东西的，然而，《Phrack》是个一站式的信息源。
佩里指出，我们对为什么关闭《Phrack》仍然使人们感到担忧还不清楚。他表示，《Phrack》在其网站上声称它将在2006或2007年恢复发行，这很可能表明在这期间《Phrack》将会有更好的事情需要去做、去完善。《Phrack》杂志在第63期(也就是最后一期)将采用硬皮封面，这将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这期采用硬皮封面的杂志将提供给出席DefCon黑客会议、What The Hack会议的人员。
背景：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
2.1在信息社会中，变迁就是秩序。
“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介或说过程――电子技术――正在重新塑造和重新建构社会相互依存的模式和个人生活的每一方面，”现代媒介理论之父马歇尔·麦克卢恩说。“它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索和估价以前习以为常的所有思想。行动和机构。每样东西都在变化――你，你的家庭，你的教育，你的社区邻里，你的工作，你的政府，以及你与其他人的关系。而且这些变化是戏剧性的。”
这种“一切都将不再同往常一样”的论调中充满自由主义者的必胜信念，好像他们终于从文化地牢中解放了出来。巴娄声称计算机的使用每天都在产生更多的政治自由主义者，“调制解调器比剑更有力量。”
到此为止，我们一直是在技术的、文化的和法律的层面上谈论黑客现象。但说到电脑化空间中的公民自由问题时，讨论就进入了政治层面。
1990年的美国黑客严打活动把这一问题推上了前台。一些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公众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们必须宣布，电脑化空间的主权不容侵犯，”巴娄说，“政府根本不了解我们的疆土。”他要求黑客们脱离美国，成为电脑化空间的公民。
已娄自称是“怀俄明州和电脑化空间的居民”，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很难用传统标准来衡量。也许他最为人知的身份是the Gratefui Dead乐队的歌词作者。该乐队是60年代旧金山黑特一阿什伯利街嘻皮士运动的产物，乐队成员身着扎染的T恤衫和劳动布裤子，脸上贴着花饰，且歌且舞，吸毒成性。无论乐队到哪里，都有一帮狂热的歌迷追随，它是加州狂放不羁的精神的象征。
虽然乐队演唱的主题常常是回归土地，但这并不表明乐手们是反技术主义者。相反，像大多数摇滚乐队一样，他们对复杂的电子设备迷恋至深。他们也有财力购买最新式的设备。 乐队及其成千上万的歌迷（他们自称为deadhead）是激进而放荡的文化人，其中不乏录音工程师、灯光专家、摇滚乐电视制作人和各种各样的电子技术人员。摇滚与技术的影响是双向的，伍兹尼亚克就曾在硅谷举办过盛大的摇滚音乐下。
这是在60年代～70年代。90年代的今天，对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来说，狂放的文化人与技术人员之间的界线已不复存在。他们可能带着风锋与狗出行，但他们也可能拥有内存巨大的麦金托什电脑，在上面运行迷笛音乐合成器和亦真亦幻的仿真软件。甚至蒂莫西·利里这位LSD预言家在巡回演讲时，都借助虚拟现实电脑制图技术来说明他的思想。
巴娄不是the Grateful Dead乐队中的一员。但是，他是乐队歌迷中的领袖人物。 巴娄把自己称作“技术怪人”。他出生在怀俄明州，经营着祖传下来的牧场。80年代后期，他卖掉了牧场，成为电脑的坚定信奉者。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但也许最佳的称呼是“诗人”一如果你还记得雪莱的古老的定义的话。雪莱说诗人是“世界上不被承认的立法者”。
从牧场主到电脑迷的反差很大，但巴娄轻松地完成了角色的转换。他真的喜爱计算机。只需调制解调器轻轻一响，他就能从怀俄明州的边远小镇进入一个广大而充满活力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与聪明的。具有无穷创造力的人们进行电子交流。他发现这一社会环境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节奏奇快，谈吐有趣，自由而开放。
巴娄很快参加了黑客大会（the Hackers COnference）。黑客大会是一年一度在加州举行的数字化一族的盛会。参加这个大会的黑客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数字化地下社会的黑客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大多是加州富裕的高技术公司的首脑。咨询顾问人员。记者和企业家。这些人也是对“黑客”一词被赋予贬义怀着最强烈的不满的一群。在这样的场合，巴娄显得卓而不群，他在会上的留影，总是让步枪和计算机终端各据一边，而自己居中。步枪在美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家菲利普·夏普曾说过，“美国人生来手里就拿着一技步枪。”它被誉为自由的工具。计算机终端也是如此吗？
黑客大会是基点基金会（the Point Foundation）的派生物，就像WELL一样。基点基金会是斯图尔特·布兰德一手创办的。该会出版的《全球目录》积极鼓吹公社生活。环境保护和回归自然。1984年，也就是麦金托什电脑问世的那一年，基点基金会召开了第一届黑客大会，并出版《全球评论》，把黑客们召集到它的旗帜下。
WELL是基点基金会的电子公告牌系统，1985年创办后，很快成为旧金山湾地区反文化分子出没的场所。图书管理员。学者和记者尤其喜欢它，因为基点基金会致力于“自由散发工具和构想”，而巴娄就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员。
1990年的黑客严打活动开始后，黑客大会和wELL的成员们（他们自称为Wellbeing）都非常不安，如巴娄所说：“我们开始怀疑，如果AT&T拥有所有的洞穴，是不是洞穴探险家都会被作为罪犯对待。”
事实上，像巴娄这样天才的、勤奋的、守法的、成熟的黑客对现行社会秩序的威胁，比任何浪漫的、无视法律的少年黑客都要大得多。他们拥有以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影响他人生活的权力、能力和意愿。他们拥有破坏现状的手段、动机和机会。当他们被关进政府、大学、或是大的跨国公司，被迫遵守规章制度、穿西服打领带时，他们的行动自由多少还会受到世俗习惯的制约；一旦单独在外，或置身于小团体中，在想象力和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下，他们能够掀起巨浪。
严打一开始，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他们立即意识到，对地下黑客的公开的、政治化的攻击最终会扩散到他们身上。一旦“黑客”一词获得了魔鬼般的意义，他们会因此被迫把手从权力杠杆上拿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起而捍卫黑客群体，并找到了巴娄作为最出色的代言人。
巴娄争辩说，必须把电脑化空间视作一个“边疆”，一个新的世界。它不仅仅是一堆相互连接的电线，它是一个“处所”，需要新的规则和新的行为。“电脑化空间”一词本是吉布森所创，但却是巴娄使之不腔而走，家喻户晓。
这引起了米彻·凯普的注意。1990年6月，他和巴娄谋面，决定共同创办电子边疆基金会。巴娄起草了一份名为《罪行与困惑》的宣言，宣布这一政治组织的目的是“筹集和分发用于教育。立法和执法的资金，以促进数字化言论自由以及宪法在电脑化空间中的延伸”。作为一个成功的高技术企业家、莲花开发公司的创始人，凯普出了大部分启动资金。
凯普属于60年代反叛的一代人。他上高中时开始接触计算机，对编程产生了浓厚兴趣。然后，“我进了大学，迷上了毒品、性和摇滚乐，就像当时的所有人一样，”凯普回忆说。大学毕业后他做了好几年流行音乐节目播音员，并且，与乔布斯相同，成为东方神秘主义哲学的信奉者。（“莲花”的命名与此有关。）他宣扬超验思维，甚至二次进学校拿了一个心理咨询学位。
凯普购买自己的第一台个人计算机时正值失业，他卖掉了心爱的音响设备，凑钱弄回一台苹果Ⅱ型机。经过多年的摸索，凯普终于找到了归宿。他去了硅谷，为苹果机的主要商业软件VisiCa1c的发明人工作。很炔，在华尔街风险投资家本·罗森的支持下，他创办了莲花公司，推出比visi-Calc强大许多的betus l-2-3软件。这一报表软件在10年中纵横天下无敌手，直到90年代初期，才让微软公司的Excel 赶上。就像当年贝尔公司收购西部联合电报公司一样，莲花最终买下了VisiCalc。
凯普成了亿万富翁。如果他像微软的盖茨一样，对手创的软件事业咬定不放，可能今天他还要富有得多。但他已经拥有了可以任意支配的金钱，财富对他来说失去了原有的魔力――也许一开始这魔力就不大。当莲花变得过于保守拘谨、过于官僚化、越来越远离他的志趣时，凯普离开了。他断绝了与莲花的一切联系。
凯普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一个专门宣传公民自由的活动家。他认为后者过分拘泥于琐碎的法律问题，而忘记了在真实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坚定地行使公民权。像所有的黑客一样，凯普选择直截了当。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事物的进程当中去。他做了电子边疆基金会的主席，并在互联网上建立了基金会的节点（eff.org）。该节点提供的内容之一即是《飞客与黑客》杂志。
黑客王国对政府的突然反击震动了电脑界。伍兹尼亚克迅速宣布，凯普给基金会出多少钱，他就出多少钱。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先驱之一约翰·吉尔摩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参加基金会筹建的还有布兰德、虚拟现实技术的发明人杰隆，拉尼尔和查克·布查德以及风险投资家奈特·古德哈伯。
电子边疆基金会宣称，政府发动的对黑客的战争，触及了重要的宪法和公民自由问题。1990年7月24日对黑客“们电骑士”（Knight Lightening）的审判，使基金会在美国声名大躁。这一审判是严打活动导致的唯一一场公开审判，对阵的双方都在此充分亮相。
“闪电骑士”是《飞客与黑客》的编辑克雷格·聂道夫的别号，在黑客严打活动中他被警察逮捕，罪名是从贝尔南方公司的计算机中盗取了价值近8万美元的专有手册。
《飞客与黑客》是一个电子出版物，通过电子公告牌系统发行。聂道夫办这份杂志纯粹出于个人爱好，它是免费散发的。黑客组织“未日军团”的一位黑客从贝尔南方公司非法拷贝了一份文件，上面是该公司E911系统的使用手册，然后寄给杂志发表了。这就是案件的全部经过。
这一手册不是软件――它是用英文写成的。稍微懂点电脑的人都能看出来，政府对它的估价是荒唐可笑的。巴娄嘲讽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人用什么方法计算出这笔价值的，但我想，估价小组一定是由弗朗茨·卡夫卡、约瑟夫·海勒和托马斯·品钦组成的。”如果罪名成立，聂道夫有可能被判30年徒刑。
在电子边疆基金会的帮助下，聂道夫的律师在法庭上成功地证明，这一手册任何人都可以花17美元从贝尔南方公司公开订购。聂道夫案成了社会笑柄。从此以后，人们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政府对黑客的控告：当他们说“损失重大”时，实际上损失可能很小。
在电脑化空间争取公民自由的运动迅速发展。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捍卫黑客权利与自由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 “我们不能限制13岁孩子好奇的天性，如果任由他们今天自由试验，明天他们也许就会开发出带领我们进入21世纪的通讯和电脑技术。他们代表着我们的未来和最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