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官箴的个人简介
刘官箴（1829～1865），贵州兴义人。
刘官箴，字铭之，号鸿魁，为刘官礼长兄，刘显潜之父，兴义地方团练首领，1865年（清同治四年），刘官箴制造了著名的“兴义教案”，阻止了法国天主教势力渗入贵州西南地区。
主要贡献
刘官箴（1829～1865年），生于贵州兴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于咸丰十（1860）年在北京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不平等的《 北京条约》，中国这块大蛋糕，被列强瓜分于盘中的态势更加显现，在宗教方面，中国西南地区沦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势力范围。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以黔西南为中心，暴发了声势浩大的白旗军起义，史称“红白旗战争”，具体时间为1858年至1872年，1864年（同治三年）， 刘官箴率领兴义团练收复兴义县城，战功卓著，保署安义镇左营游击，官阶正三品，1865年（清同治四年）， 刘官箴制造了著名的“兴义教案”，阻止了法国天主教势力渗入黔西南。
刘官箴的相关事迹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于咸丰十（1860）年在北京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不平等的《 北京条约》，中国这块大蛋糕，被列强瓜分于盘中的态势更加显现。在宗教方面，中国西南地区沦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势力范围。《北京条约》签订当年，法国传教士胡缚理接替病死的白斯德望担任贵州天主教主教。胡缚理利用不平等条约，向贵州地方当局施加压力，恣意横行，与地方官员分庭抗礼，激起官民愤慨。
1865年（清同治四年），贵州西南地区正值动乱年代，爆发白旗起义，战争如火如荼。1865年四月，在贵州天主教主动请缨之下，清廷派遣天主教外事司铎任国柱、安南（今晴隆县）知县张铨、袁浚等前往兴义，与兴义知府孙清彦商议招抚白旗军事宜。
任国柱一行来到马别桥，刘氏家族中的实权人物 刘官箴带部将吕调阳率团阻挠，不但禁止任国柱、张铨、袁浚等人进入兴义城，还杀死随行的天主教徒，震惊朝野的“兴义教案”就此发生。
兴义教案发生后，司铎任国柱函告贵州主教胡缚理，胡缚理立即上报法国驻华使馆，并上书云贵总督劳崇光，提出措辞严厉的抗议。
兴义教案发生仅半年余，当年十二月二十日，黔西南以东的永宁州（治所今关岭县）知州尹树棠支持募役司（今镇宁县募役乡）团首任聚五、永宁州革役罗胜等杀死天主教花江堂传教士阳通绪及副祭、马夫各一人，酿成“永宁教案”。后尹树棠被摘去顶戴，任聚五等被判死刑抵命。贵阳教案、兴义教案、永宁教案，是为清代贵州三大教案。
此时的丰大业，正是法国驻华使馆翻译官。为了将法国教会势力渗入黔西南，在当年润五月，他就以兴义府白旗军首领请求贵州主教胡缚理作保，愿意向清政府投降为由，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递文书。
当时的清政府，对洋人及洋教干涉内政是不满的，针对丰大业呈递的文书，给予驳斥，并致函兵部尚书崇实、四川总督骆秉章，命令他们秘密致函云贵总督劳崇光等慎重防维，毋为所惑。之后，清政府将署贵州巡抚张亮基所奏胡缚理等法方传教人员干涉地方军政的奏报交给法国驻华使臣阅看。对于胡缚理输理于招抚匪众之事为非法行为，法国使臣只得认同。
清政府还要求法国使臣致函胡缚理，不能干预贵州军务，遇有地方公私事件及现在剿捕事宜，毋令从中干涉，致多棘手。“致多棘手”，一省外国主教即引得中央集权如此难堪，明明白白看出清政府当时对待欧美列强的态度。正因如此，酿成兴义教案的刘官箴，结局惨痛。
兴义教案发生，胡缚理、丰大业等人代表的外国势力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持续向地方官员施压。云贵总督劳崇光因青岩教案数年折腾及清政府的对外妥协，对洋人已是心有余悸，遂同意胡缚理的要求：贵州巡抚张亮基撤职，兴义府署知府 孙清彦他调，安义镇左营游击刘官箴撤职。之后，刘官箴仍恃地方势力继续担任团首，此举让云贵总督劳崇光极为不满，为免再起外交争端，密令白旗军叛将、安义镇中营游击马忠除掉刘官箴。
由于清廷还要倚重刘氏家族，除掉刘官箴的事只能秘密进行。马忠利用与刘官箴积怨极深的鲁布革汛把总张开业、捧乍城守备李凤才，趁刘官箴巡防盘江防务之机，以吃“全羊宴”为名，将刘官箴诱杀于捧乍城，制造了一个看似仇杀的事件。
清廷深知刘氏家族势力强大，在与白旗军战事正酣之际，这支武装的动向甚至可以左右战局。于是，清政府向劳崇光等官员过问：“至于刘鸿魁集团剿贼，何以旋被杀害，究系杀自何人，有无主使，并该员是否实有纵练杀毙教民事？查明据实具奏，不准稍有隐饰。”
劳崇光自然有应对之策，上奏：“遵查刘鸿魁意在邀功，因胡缚理协办招抚不利于已，起意谋杀教士任国柱未成，适因勒捐激变捧乍人民，致被戕杀。”一场事变，就这样消散于历史的激流之中。为稳住刘氏家族势力，贵州抚部院急报朝廷委刘官箴三弟 刘官礼任游击职，并追封 刘官礼“振威将军”。振威将军品秩为从一品，仅次于正一品建威将军。刘氏家族能够雕刻“九蟒”图案，就源于此。
纵观贵州三大教案，均是地方团练团首不满外国宗教势力渗入，制造流血事件，采取极端手段进行对抗，其中部分事件还受到各级政府支持。然而，外国势力打着传播宗教的外衣，依靠不平等条约飞扬跋扈，挑拨中国人民的民族关系、阶级矛盾，甚至染指地方民政、军政才是根源。
侵略者丰大业之流继续支持各国宗教势力在中国各地活动，行着充当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军师之实。最终死在中国人民的愤怒之中，死在自已的罪恶里，这恐怕是丰大业等在教案中丧命的侵略者所没有想到的。然而，贵州三大教案处理的结果，不单地方团首刘官箴、任聚五等当事人被谋杀或判处死刑，甚至官至贵州巡抚的张亮基也被以“玩兵侵饷，纵暴殃民”的罪名弹劾革职，贵州提督田兴恕更是被革职发配。凡此种种，在证明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同时，折射出国家羸弱、民族危亡的无奈。
如今，任人欺凌的历史一去不返，中华民族已经崛起，正沿着伟大复兴之路前行。包含兴义教案在内的历史不会被忘记，这些历史让中国人民铭记屈辱，看清自己的历史责任；这些曾经的屈辱，鞭策着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坚定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