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英的个人简介
李桂英，曾用名周淑贞、黎明、王志远，1918年12月生于安徽省天长县（现改为天长市）城内。胡乔木的秘书，改名为谷雨。人物简介
原名李桂英，曾用名周淑贞、黎明、王志远。1918年12月生于安徽省天长县（现改为天长市）城内。父亲李兴泰是个小商人，经营香烛和杂货。母亲周氏，希望把李桂英培养成有出息的人，教育她要自强自立，要有文化，不要像自己只能带孩子做饭，因此对她特别严格。李桂英在天长读完小学后，进入天长中学读初中，后又到当时的省会安庆，进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高中。把一个女孩送出去读书，这在当时她的家乡是不多见的。
天长中学教学质量较高。因为校长宣啸秋是安徽省教育厅的科长，所以天长中学在安徽省的地位也较高。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天长中学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而宣啸秋也同情革命，对各种思想都能包容。如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不少进步书籍，督学来检查图书馆时，宣啸秋就设法掩盖过去。学校有些进步教员和学生。李桂英当时受他们的思想影响，也看进步书籍，是学校三个进步女生之一。
人物相关
1933年夏，李桂英进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高中。时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省。1934年6月，天长县共青团组织被国民党特务机构破坏，李桂英的同学好友也被捕了，消息传到安庆，她思潮澎湃。1934年暑假，未经家里同意，李桂英即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转入北平安徽中学高二学习。半年后，安徽中学因经费困难停办。据国文老师说：北平女一中有位孙荪荃老师思想进步，于是1935年初她转入北平女一中高二（第二学期）学习。
孙荪荃，安徽桐城人。原是女一中校长，因在“九?一八”事变中领导女一中学生抗日运动被捕，营救出来回校后，被撤掉校长职务，仍留校任语文教员。上课时孙常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并经常讲时事。李桂英因而主动与她接近，常得到孙的思想影响，偶尔也得到孙的经济帮助。从孙老师处所受的思想影响主要是：“妇女要解放，民族要解放。”
高一学生郭桂英（现名郭明秋）是共青团员。李桂英与她同住一屋，接触密切，1935年10月经郭介绍，李桂英加入共青团。此后，李桂英曾帮助郭编印《时代妇女》。郭写稿，李校对。只出了几期，后被认为该刊有“色彩”而停刊。郭桂英又介绍李桂英认识了师范大学的周怀球（后改名周小舟）。李桂英曾参加周负责的抗日武装自卫会西城区工作，在女一中秘密宣传抗日救国。“一二?九”运动中，李桂英主要在校内活动，后也替郭做过学联工作。
1936年1月，郭桂英去天津，到省委工作，将李的关系介绍给老夏（后改名王国华）。是年秋，通知取消共青团，团员均转为党员，党龄从入团时计算。此时，由老夏将李的关系转到“铁委”的老孔（即吴德）处担任联络。从此，她离开了学运工作。年底，因中共北方局要建北平分局，根据吴德指示，要李桂英与黄爱民假扮夫妻住机关，在北平分局担任刻印蜡版和送文件工作。后来，这对假夫妻宣布结婚，成了真夫妻。
卢沟桥事变后，因形势紧张，机关停止工作。李桂英和黄爱民搬进陕西会馆，清理和变卖东西，焚烧和埋藏书籍，并等待组织决定他们的去向。7月底，吴德到陕西会馆，通知黄爱民和李桂英去延安，并要他们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杨尚昆接关系。
延安时期
1937年8月6日，平津通车，李桂英、黄爱民结伴王伯渊、汪家曾作为流亡学生，踏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每辆车箱里都有两个手持刺刀的日本军人。一路上看到永定河上漂着中国人的尸体，学生们强忍住心中的怒火。第二天进法租界，住在一所中学，受到北平同学会的接待。同学会又组织流亡学生搭乘英国太古公司一艘运煤的海轮，准备去上海。由于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轮船只好在烟台靠岸。但山东军阀不让学生上岸，学生们被迫在山东虎头岩海滩住了一夜，然后又坐货车到了济南。在济南听说有两路车，一路开往西安，一路开往南京。李桂英和王伯渊都想回家看看。所以他们就乘上了去南京的火车。李桂英与黄爱民从南京去天长老家住了三天，才再赶回南京，乘上去西安的火车。8月底到达西安，但杨尚昆已去前线，无法接上关系。幸而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在北平认识的周小舟和孙敬文，经他们介绍，于9月中旬离开西安，10月初到达延安。
李桂英到延安后，经中组部分配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1月毕业，由中组部分配到陕西安吴堡青训班社会部工作。青训班，即“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朱德为名誉主任，冯文彬兼主任，胡乔木任副主任。青训班学员毕业后分送到抗大、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等，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初级班。这里培训了大量青年人才，许多都成为革命骨干。李桂英在这里重新入党并调任女生连指导员。1938年7月，调至西北青年救国会，分配在一所中学任教，此期间与黄爱民离婚。1939年1月，又回安吴堡青训班任艺术连协理员。
1939年4月，李奉调回延安。一个月后与曾在安吴堡青训班相识而此时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胡乔木结婚。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后改名胡乔木。“乔木”这个名字出自《诗经?小雅?伐木》中的一句诗：“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乔木取其高大、挺直之意。他们结婚时，胡乔木依同一诗句，把李桂英的名字改为谷羽。羽指鸟，“谷羽”寓意“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鸟。两人的名字同出一典，表达了两人永结同心的深情。从此，谷羽和乔木“五十余年共风雨，唱随偕老相扶护”（胡乔木赠谷羽诗）。
婚后不久，谷羽被分配到中组部党员训练班学习。此期间遇到来延安开会的吴德，经吴德向中组部证明，中组部干部科宣布恢复谷羽在北平期间的党籍。6月，党训班毕业后谷羽又被分配到女子大学学习。1939年9月10日，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命中谷羽等住的窑洞。她当即不省人事，被抬进中央医院。醒来后才知道左耳鼓膜被震破，左臂和头部被炸伤。此次轰炸，炸死几十个人，只有2人死里逃生，谷羽是其中之一，但却落得个头痛病。在女大学习期间，她因头疼病复发而退学休息。
1941年2月起，胡乔木任毛泽东的秘书，调至杨家岭，谷羽随迁。谷羽曾在中央图书资料室工作。中央发动大生产运动后，杨家岭成立了供给商店。谷羽担任供给商店主任，经营食品和日用品。当时虽为供给制，但干部们手中也有些许零用钱；又因为在大生产运动中，妇女们纺线、织布所得零钱，也归己留用。这样，供给商店，既方便干部和群众，实际上也是一种以贸易促生产，达到活跃经济的极初级形式。1944年4月至1946年5月，在枣园期间，谷羽没正式工作，主要照顾乔木生活和两个孩子。
1946年5月，由任弼时介绍和批准，谷羽乘飞机，经北平去苏北参加土改。然而就在此时，国民党蒋介石以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
谷羽乘在苏北参加土改之便，于6月底回到天长老家。但她刚到家两天，由于形势紧张，延安即电告速归。她当晚就冒雨离开天长。行至山东，山东解放区也正遭炮火，断了交通，被困于临沂县。
敌人围剿大别山时，新四军五师突围，并辗转到达延安。留下团以上干部的家属40余人。华东局组织部决定委托谷羽把这批家属带到延安，寻找亲人。谷羽任这个家属队的党支部书记。
1946年12月1日，家属们化妆成老百姓，从临沂出发，乘坐一辆由日军俘虏开的卡车夜行，经沂蒙山到泰安。从泰安即徒步行军，经邯郸、涉县，到山西的介休与平遥之间。此地要通过国民党占领区100多华里的封锁线，在同蒲铁路沿线，每2公里一个炮楼。家属们得到送军需的八路军部队护送，一边打，一边跑，在夜幕中跑步上山和过汾河，终于冲过封锁线。整个行程中，谷羽要求自己严格，重活和打前站的工作就让自己的侄儿去做。此次“行军”有时一天要走100里。全程途经四省22个县，行程3000里，走了三个月，直到1947年2月23日才到达延安。而谷羽所带领的不是年轻力壮的士兵，不是有组织的部队，而是老百姓，是军人妻子，其旅途艰辛可以想见。
到达延安时，延安已在疏散。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飞机五十架次，狂轰滥炸延安达八小时之久。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谷羽顾不得休息，把孩子安排到晋西北的中央后方机关，自己就去郝家坡土改工作团参加土改。而胡乔木早已奉命去陇东参加土改。直到是年冬天，土改结束后谷羽才与胡乔木见面。1948年4月，他们又随中央机关迁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这时，胡乔木除任主席秘书外，已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总编辑。下半年起，谷羽任胡乔木的机要秘书。在这些时日里，她要把毛泽东所写或修改的新闻、评论、社论等及时送去油印发出。毛泽东喜欢用毛笔或铅笔写在宣纸上。谷羽舍不得把毛泽东的手稿交出去油印，总是抄写后送出而把手稿留下来。谷羽保存了一大批毛泽东的手稿。解放以后，她把这些精心保存的手稿上交中央档案馆。
再进京城
1949年7月，毛泽东迁入中南海，胡乔木一家亦随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乔木除前述的兼职外，又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肩负着全国新闻报导、政治宣传和政府发言人的重任。谷羽则一直担任胡乔木的机要秘书。1951年任中宣部办公厅副主任，但主要还是管胡的工作。
谷羽长期在乔木身边担任秘书，这虽然也很重要，但以其性格，她还是非常希望能有机会独立工作。
正当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1952年末，经中宣部介绍，谷羽被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管理局，担任北京汽车装配厂（752厂）筹备处副主任，主任是谭立。后因国家决定在长春建第一汽车制造厂，752厂停建，谭立调往长春，谷羽仍留下负责筹备北京汽车附件厂。该厂的任务是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提供配件。
谷羽白手起家，只从中宣部带了一位助手。到任后迅即筹备班子、抽调技术骨干。1953年第一季度，正式成立了北京汽车附件厂筹备小组，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3月，该厂在北京市朝阳区破土动工。9月经一机部汽车局批准，北京汽车配件厂与北京汽车附件厂合并，定名为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可惜，谷羽因病于同年10月回家休养，未能把建设工作进行到底。该厂于1956年4月建成投产。1958年7月更名为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轿车和军用轻型越野车。那些当年的创业者，如今已是北京汽车业的元老和知名专家。当他们回忆起谷羽当年与他们并肩战斗、平地起厂的情景时，仍记忆犹新。他们说谷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穿双布鞋，有八路军那种朴实，很亲切，像大姐一样平易近人；她是筹备组负责人，可人们都称她为谷厂长，她工作负责、组织能力强、放手让大家干，又亲自检查；她和市里、部里人熟，争取支持，使筹备工作开展顺利……。这就是她初次接触工业的情景。
跨进大门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后，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谷羽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956年9月调到中国科学院。起初，她担任计划局副局长。
那时，中国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已经制订。中国科学院正在落实规划过程中提出的“四大紧急措施”的各项任务。在院内相继成立了以数字电子计算机为研究方向的计算技术研究所，以高速飞行器的远距离操纵为主攻方向的自动化研究所，以远程雷达配套元部件为研究方向的电子学研究所，以及以锗、硅材料和器件为研究方向的半导体研究组（以后发展为研究所）。在力学研究所开展了星际航行中有关力学问题的研究。
1957年10月4日，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根据中苏两国科技合作协定，中国科学院先后在广州、南京、拉萨等地建立了26个人造卫星观测站，其中22个站与苏联人造卫星观测系统直接交换观测数据资料。同时，为使各观测站统一时间勤务，又在上海天文台建立了中国的世界时系统。
1958年2月1日，美国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入轨。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卫星研制分三步走的计划……。
与此同时，各军兵种也向科学院提出了一些委托研制任务。如海浪研究，气象预报等。
到1958年下半年，科学院尖端科学研究迅速发展。为了加强对国防尖端研究的组织与管理，9月13日，院党组碰头会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党组新技术办公室，做为抓国防尖端研究的办事机构，并决定由计划局副局长谷羽兼办公室主任。规定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党组梳辫子，与各方面挂钩，掌握数字，具体工作仍由各职能局负责”。“梳辫子”是指把国防部门的任务分类管理；“挂钩”是指代表党组与中央和国家主管部门联系。
谷羽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小班子。她首先从加强国防科研项目的计划管理着手，组织编制军工科研项目计划表，使党组对军工委托项目内容做到了心中有数；其次是教育和指导干部深入研究所和科研骨干交朋友，了解任务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及时向党组汇报。当时院里有三项重点任务：即581（人造卫星）、109（高速电子数字计算机）和110（电子学有关任务），由党组成员分工亲自抓，称为“三大抓”。新技术办公室都配备了专人联系，深入到课题组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抓住关键向党组反映。属于条件或支撑系统的问题，党组领导就批示有关职能局指定专管“新技术”的同志解决；属于研究所或所与所之间的问题，党组领导就亲自下所协调或做出必要的决定。
在对外“挂钩”方面，谷羽在接到委托后，总是通过个人努力，积极打开局面，完成党组交办事项，推动工作开展。例如，1958年10月，科学院举办“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为使中央领导了解科学院情况，张劲夫委托谷羽去请中央领导。经过谷羽努力，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观了展览会，特别是很少出来参观展览会的毛泽东，也在郭沫若、张劲夫的陪同下，到场参观并接见了科学家。
又如，为发射人造卫星，院决定在北京和上海建实验基地。张劲夫、钱学森乘飞机围绕北京转了几个圈考察地形，选中怀柔。谷羽就去找了北京市委书记，在市委支持下，将怀柔一大片地划给了科学院。两个基地开始建设后，遇到经费困难，张劲夫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但不知书记处会议讨论结果如何，张劲夫、钱学森都很着急。谷羽找了中办主任杨尚昆，又找了财政部长李先念，使两亿专款得以很快核拨，保证了两个基地的建设。北京怀柔基地，主要是力学所和化学所从事高能推进剂组合试验和小型发动机试车；在上海基地，科学院与上海市合作成立了上海机电设计院，专门负责气象火箭、探空火箭的设计、试制和试验。除两个基地外，用这笔经费还建设了模拟导弹飞行并进行飞行参数测量的风洞以及高能燃料实验基地等。
谷羽热心帮助研究所解决困难。如为开展国防水声学的研究，电子学所需在海南岛建水声考察站。谷羽向当时的中南局书记陶铸汇报，得到支持。陶铸亲自陪同谷羽带队到海南岛选点，安排施工和特批紧缺钢材，从而加快了建站的速度。
60年代，电子元器件紧张，电子部生产的产品不够分配，首先保证国防部五院（导弹）、二机部（原子弹），而科学院分不到。科学院国防任务也急需电子元器件，谷羽就到部里争取，找领导，直至解决所里急需。
在向科学进军的大好形势下，在党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尖端研究捷报频传：
1958年5月，金属所研制出中国第一个自己设计的铁基高温合金，可用于飞机发动机的涡轮盘；
1959年9月，计算所研制成中国第一台大型电子数学计算机（104机）。在西方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设备禁运的情况下，它承担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大量科学计算，承担了飞机和导弹的有关计算任务以及大地测绘计算等；
1960年2月，地球物理所和上海机电设计院合作自行设计制造的T―7M液体燃料探空火箭（试验型），因陋就简，在上海南汇简易发射场试射成功，开始了中国的“空间时代”；
1960年9月，电子所水声学研究室与苏联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水声研究室，在中国南海海区完成了持续四个月的中苏联合水声考察。中方并独立整理出中国第一套内容丰富、水平较高的水声资料。
中国科学院各所的新技术研究日益发展，对尖端研究计划管理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谷羽领导的新技术办公室也日益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