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北大教授）的个人简介
李杨，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其所做的50-70年代革命文学研究在国内学界享有盛誉，《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等专著是国内学界研究50-70年代中国文学的必读书目。
专业领域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研究。
教授课程
中国当代文学、大众文艺与文化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中国现代小说与民族国家建构、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十七年文学研究、文革文学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研究
科研项目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并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获奖
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专著
1、《两种智慧：科学与中国政治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2、《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3、《文化与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两位博士候选人的对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
4、《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代表性论文
1、《“人在历史中成长”――《青春之歌》与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2、《“忏悔”与“辩解”，兼论反思历史的方式》，《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3、《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恨海〉与晚清中国人的认同危机》，《墨痕深处：文学?历史?记忆论集》，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文化理论与经典重读――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为个案》，《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5、《以晚清为方法：与陈平原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晚清文学问题》，《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6、《重返80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7、《“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
8、《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9、《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
10、《为什么关注文学史》，《南方文坛》2003年6期
11、《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12、《“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叙述方式的解构分析》，《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学术”与“政治”的二元对立及其理解历史的方式》，《书屋》2001年第9期.
14、《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学界评价
1，他对《红灯记》、《白毛女》的解读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政治与艺术的这种内在关联，而在读完他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影响最大的“地下文学”《第二次握手》的极富穿透力的解读之后，想继续相信“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文学”与“地下文学”乃至“官方”与“民间”的二元对立，恐怕并不那么容易。由此可见，这种“再解读”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对“文学”与“政治”二元关系的解构上，它将引发我们对诸如“启蒙”与“左翼”、“个人”与“民族国家”、“传统”与“现代”一系列知识范畴的反思。（佟宇：从“反文学的现代性”到“文学中的历史”，中国文学研究，2004秋冬卷）
2，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李杨都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物。不显山，不露水，但圈内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实力派学者。多年前，他以《抗争宿命之路》令人刮目相看，思想敏锐，思路清晰，始终坚持开掘自己的主题，言之有物，发人深省。数年过去，在北大的讲坛上，李杨勤修苦练，已然成熟老道，最近出手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就更显示出他的功力与才情。
这部书的书名一目了然，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经典作品进行重新解读。之所以称之为“再解读”，显然是因为，这一阶段的经典作品在“文化大革命”后时期已经被盖棺论定，它们统统被称之政治化、极“左”、概念化、公式化……历史的改变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语境中总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把颠倒的历史直接颠倒过来就行，然后尘封于历史一隅。我们的历史总是依靠“断裂”和“遗忘”而获得自以为是的永恒进步;我们的文化也总是在匆忙的“结束”和任意的“开始”中获得无限的新生。但历史的过程，文化的内在累积，以及更为实在的变异都被遮蔽和丢弃。尽管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与一段难以言说的历史相连，作为它的产物、内在精神、象征和幻想，这段文学史同样令人困窘。这是一个被刻意遗忘的角落，又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和一块难啃的骨头。惟一的办法就是视而不见，宣布它的终结和无意义。
然而，思想的和学术的历史并不能在遗忘或遮掩中延续，总有人要在那些断裂的缝隙和遗忘的边界找到历史连接的内在关系。很显然，李杨就是这样对历史不死心的人，他要闯人这段被遮蔽的历史。这部被称之为“经典再解读”的著作，融会贯通了作者强烈的“文学史意识”。在对具体的文本解读中，李杨始终把握住这一经典文本在当代文学史的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意义，在发掘文本的内在意义的同时，找出它在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史中所起的作用。这一建构被李杨视为现代性建构的一种特殊方式，正因为此，每一文本的分析阐释都是打开的一个历史侧面，都是现代性的某种过程的呈现。在对《林海雪原》的分析中，李杨看到它与中国传统的“英雄传奇”和“侠义公案小说”的联系，在革命叙事外表底下，还隐藏着中国传统文学的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的底蕴，那些诉诸暴力和欲望的审美趣味，显示出与“革命”主题的某种程度的疏离。由此可以见出，中国现代性的“革命文化”的建构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复杂关系。李杨的分析是有意义的，革命文化总是被塑造成与过去历史传统的决裂，并且是以一种绝对的本质力量来进行自我命名。结果，革命文化(文学)的内在复杂性被消解了。绝对之物就是神圣性、神秘性，也就是无。只有回到历史过程中，去清理那些复杂的构成关系，才能更真实地把握革命文化历史建构的特质。
所谓的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就是经典文本生成的历史，以经典文本为轴心，文学史的叙述才得以展开。尽管说这样的文学史总是充满了主流文化的霸权特征，它使那些边缘文化销声匿迹，历史因此被改头换面。但任何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都是主流的思想意识，不打开这些经典文本，就无法打开历史的主体部分。李杨选取的这些经典文本，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占据时代主流意识的作品，销量动辄千百万，影响几代人。李杨对这些文本分析阐释，可以看出他颇具匠心，从《红旗谱》中，他看到革命名义下的“成长”主题，如何在“空间”与“时间”的展开中，预示出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同样包含“成长”主题的《青春之歌》，李杨看到“性”与“政治”的双重变奏。在对《创业史》的分析中，李杨抽绎出现代建构中的农民形象问题。此外，对《红岩》、《红灯记》、《白毛女》以及《第二次握手》的读解，都从不同的角度发掘出这些经典文本的独特蕴含，揭示出它们在建构社会主义主导文化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李杨的文学史意识因为包含了“现代性”的思想内涵，从而具有了深厚的理论品质。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史，就不能简单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对其加以价值判断，而是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找到更富有历史感的阐释。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主导文化无疑是现代性的一种激进形式，作为对抗全球帝国主义政治文化霸权的一种特殊方式，它的存在与展开既带有历史的深刻矛盾，也显示出文化自我变革的艰难与复杂。在李杨的那些尖锐的批判中，不时还可以看到他对历史保留的那种理解。李杨长期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上下功夫，这本书可以看出他对福科、德里达和巴特等人的理论方法的运用颇为圆熟老练。因为这些新近的西方现代理论的支撑，这本书显得思路开阔，立论角度和论述方法都令人耳目一新。不要认为李杨试图贯穿文学史意识，就是把这段历史组合得更加完整。事实上，李杨挥舞新理论的刀子，毫不手软对这些经典文本进行分割、拆解和重新拼贴。打断经典的筋骨，又让它还魂，这就是李杨的本事。这是一次弑父式的解读，又是一次怀念和想象性的认同仪式。不是使这些文本变得合理化，而是发掘出它与历史的奇特关系。正如作者赞成德里达所说的那样，文本之外无他物，但所有的历史就在文本之内。他感兴趣的就在于文本最隐蔽的那些关节，那些被掩盖的更多的东西。
如何把西方的新理论融入具体文本分析，这一直是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面对的难题，李杨的解读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能把文本的细密分析与新理论结合得恰如其分，可以看出李杨相当高的理论悟性和独特的艺术敏感力。正因为此，这本书可以把文学史意识融入缜密的文本分析之中，并且提炼出丰富的理论品质。能把历史、理论与文本融于一体，足以见出李杨所下的功夫。因此，尽管这本书还存在一些缺憾，比如缺乏一个总体性的概念或标志性的论题贯穿始终，过于客观化的叙述影响到尖锐性和闪光思想的发掘等等，但不管怎么说，李杨的这本书是一次别开生面而富穿透力的解读，打开这本书就是打开厚重的历史之门，就是一次与文学、文本、历史最真实的相遇。（晓明：富有穿透力的经典解读――评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