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章的个人简介
刘凤章，原籍湖北黄陂滠口刘新集乡林家田G（今属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祖籍江西吉水。谱名华，“册名凤章，字文卿，一字耘心，晚号岱樵。生清同治乙丑年（1865年）二月十五日未时。清庠生，乡试膺。”清末，他先后在武昌多所学堂执教，曾任湖北学务公所专门科副科长、普通科科长兼总务科副科长，推行朝廷废科举、办新学的政策，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民初，任黎元洪副总统顾问，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学长兼校常务董事、国学系教授，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八年，湖北省立国学馆教授等，同时创办武昌养正小学，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融合中外办学新举措，三育并进，锐意革新，为民族培育幼苗，为国家创造新机，远见卓识，享誉教界，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先行探索者。
个人经历
据清雍正《湖广通志?名宦志》载，刘拱宸明初“以贤才荐知黄陂县”，“二程读书处，访得裔孙名祖川者，令其守护。暇即训课士子，一时人才蔚起。”清同治《黄陂县志?学校志》记述：县学宫的先后修理，“尚有知县刘拱宸”等。黄陂盘龙城刘氏的始祖是刘拱宸，“忠厚传家，诗礼教子”，崇文尚武，族学渊薮；“乾嘉时科名鼎盛”，族俊贤达清末“于郡城设试馆，乡间设义塾”；十三世刘龙光乾隆九年中举，次年殿试及第进士，族裔之后连登榜名，文经武纬，相得益彰。刘凤章为刘拱宸第十八世孙，年少多受十六世族叔祖馥廷（榜名桂林，道光举人）、采臣（册名炳林，同治岁贡，礼部铨选训导）等公教诲与鼓励。黄陂盘龙城刘家老G敦本堂《刘氏宗谱》，是与敦睦堂同宗共祖的另一支族谱；1914年续谱中记载，族贤硕彦光绪十八年（1892年）修定家规族约，刘凤章参与时系生员；家规条列示奖学明细：“读书之子，寒素居多。前代酌定：入泮者，给卷费四十缗；中举者，给北上费八十缗；科场费，每人三缗，以示鼓励。后人宜遵从勿替。”刘凤章先生出生和生活在这样的家族中，耳濡目染，思想深邃，蔬食布衣，自强不息。
张之洞提倡敬教劝学，作育人才，同治八年（1869年）任湖北学政时创办了经心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由两广总督改任湖广总督，翌年在武昌创设两湖书院；1904年改办两湖总师范学堂后，内设优级师范理化、博物专科学堂。清末，朝廷行新政，办新学，1905年废科举遂停考。为稽查考核各级各类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的需要，承担管理全省学务与经费之责，张之洞1902年奏准设立湖北全省学务处，1904年下分6科。1906年清政府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裁撤学务处，设学务公所为提学使司的办事机构。1910年学务公所调减审定、游学两科，保留专门、普通、实业、会计4科，增设总务、图书两科。刘凤章先后在武昌府师范、支郡师范、武昌中学堂及私立法政学堂任教；武昌两湖书院改办两湖总师范学堂后，在优级师范理化选科教授《伦理》。他赞同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受湖广总督和提学使黄鲜庵（号绍箕）、高凌G（字泽）知遇，先后任湖北学务公所专门科副科长、普通科科长兼总务科副科长。那时，总务科掌理机密文件，编纂学务有关文书与《湖北教育官报》，考核所属教职员功过及作用、升黜、更调，掌握佣聘外国人，核定规则章程，以及不属其它各科管理的事务。专门科掌理高等学堂及各种专门学堂，如仕学院、医学堂、武学堂的教课规程；掌理学堂人事事务，保护、奖励各种学术技艺，海外游学事务要选拔优秀学员出国留学，学习军事、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普通科掌理优级师范（相当高等教育性质）、初级师范学堂、中小学堂教课规程，聘请辞退教员，考核奖惩学生，以及通俗教育、家庭教育和与中小学堂类似的学堂之各项事务。刘先生先前赞襄创办的湖北学报，在创设的武昌府师范主讲修身与历史二科，服务学务公所后兼任学堂教员；斯时，学部左丞乔茂轩办学，聘其授伦理并声言调部，辞谢未往。总之，清末的教学实践与教育管理，为刘凤章一生的执教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后，留日回国的陈时和其父陈宣恺倾财兴学，争取同乡黎元洪等人支持，于1912年5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刘凤章与陈家是黄陂故交，力辞担任校长之邀，后难却恳意就任中华大学学长，“为校中学术重镇”。据中华大学1923年刊印的《武昌中华大学总览》和1932年出版的《武昌中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刘凤章一直担任学校常务董事或董事，兼任国学系教员或教授，执教伦理学等课程。湖北省教育司职1913年空缺时，商请刘先生继任，亦被婉辞。中华大学先后聘请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以及印度的泰戈尔、美国的杜威等中外名流来校讲学，革故鼎新，时誉斐然。著名人士恽代英、余家菊、陈启天等，奋志求学，均系中华大学的早期毕业生。
民国成立不久，前两湖总师范学堂教务长郭肇明，1912年11月奉命就总师范学堂筹办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昌后，一师1926年撤销时校长更迭达8人；刘凤章先生接长第三任，“奉委到校在（民国）三年八月”（1914年），至1921年9月，任职时间最久，创湖北一师的鼎盛时期。刘先生借鉴武昌中华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冲破当时封建守旧思想的重重禁锢，努力改变旧的关门办学状况，结合自己考察国内外教育的心得，锐意革新，举措焕然，制定“朴诚勇敢，勤苦耐劳”的一师校训，实施“德智体”兼备之教育方针，以培养新青年，鼓铸新国魂。一师的教学探索先行，开创了时代新风。一是十分注重实验实践，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以证验课堂理论知识于身心，在实际体验中获得真知。一师结合理化实验，指导学生自制粉笔、墨汁、油墨、肥皂、牙粉、鞋粉等；校内先用，校外展销，供不应求。学校原用煤油灯，改用电灯照明时，指导学生动手安装修理，学生此后完全独立承担。使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转化为职业技能，收到学以致用、勤工俭学的效果。刘凤章看重童蒙教育为人生教育奠基之本，创办武昌南楼小学，循《周易》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之义，命名为“养正小学”，作一师实习基地。一师学生毕业前，须在附小实习一年，并赴京津江浙等地参观教育，返校总结体会，作毕业论文后毕业。刘先生强调“德育智育体育为修身三要索”，非常重视体育并聘请退役军官实施兵操课；学校备有百几十支旧步枪和木步枪用于训练，又请拳师晨练教授拳术，组织球队外出比赛；这不仅有利强健学生体魄，而且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对健全学生思想作风和爱国情操颇具意义。二是教学讲座传播新知，培养学生敏锐进取品德。一师当时学风甚浓，思想活跃。刘先生礼聘为学子授课的，是当时各界著名学者，如黄侃（季刚）、刘伯平、于泽汉、蔡存芳、万声扬、鲁济恒、彭邦桢等，延请留美或留日的海归人士教英语、数学、国文、历史、法制经济、教育学与教学法等。星期日举办的文会讲座，邀请众多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来校演讲，章太炎、黄侃讲国学，梁任公（启超）讲历史研究法，黄炎培讲职业教育，陶行知、晏阳初讲平民教育，黎锦熙、黎锦晖讲小学教育，孟禄博士讲教育学，李立夫讲各地见闻与所得，李汉俊讲要建设必先破坏等观点，极大地开拓了师生的视野，引领学生趋向学科知识和时代的前沿；同时，刘先生亲自主讲国学，谈修齐治平道理，发挥阳明之学，实践教学先教本、教人先教心才是造就人才的精英教育理念，编写《修身》讲义，竭力进行 “耘心”孕育，敦劝青年勤学俭朴，继往开来，作革新社会准备，提高了年轻学子的思想认识，激发了行其所知的探索精神。言教身教，熏陶渐渍，学生多趋笃学力行，追求真理，敬业精锐，有所成就。刘凤章推崇山西太原的“洗心社”，提倡读书自省，修身立德，在一师创建“证人社”；董必武先在一师任英文教员，1922年任该校训育主任后，辅导“证人社”为“人社”，使之从读书团体成为中共外围组织。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早期地下党干部吴德峰、解放军大将王树声、著名学者徐复观等先后在该校就读毕业。
1923年，湖北省创办国学馆，设于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东厂口校内；同年上季毕业于湖北省立一师的徐复观，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学馆。徐复观《忆念刘凤章先生》文说：“他曾在省立国学馆讲授《周易》时，将数十年研究积累所得，写成《周易集注》一书，于民国甲戌岁（1934年）由一师的几位同学印行”。当年，国学馆学术研究的全国责任之一是：“编辑教科书暨讲义，以辅助教育界之进行。”《周易集注》的编撰印行，被认为是国学馆对于全国责任所贡献的一个成果。1982年，一师的海内外校友在台北重印《周易集注》，刘先生侄女刘敦勤撰《周易集注跋》说：“易经一书，穷究万事变易之理，直探宇宙造化之源，论者谓为世界奇书之一，历伏羲、文王、孔子三圣发展而成；汉代以后，治易者代有其人，皆各有所见，要不出象数、义理两派。先伯著此书，博览有关易经之著述达百数十种，深思熟虑，取菁撷华，而以孔传为宗，还儒家易学之本来面目，其弘扬儒教，保存国粹，嘉惠后学，实非浅鲜。”德国博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研究易理，从事译述，深叹易义之广大精深，早年赴鄂与刘先生切磋请益，先生热情答疑。其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后执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将在德国友人家中所获珍本周易携美，亲自校正《周易译解》英文版三版订正本，经波林根基金会资助，1968年6月出版于纽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部印行。此诚为中西合璧之儒林佳话。
袁世凯1915年称帝前，湖北的代理人发起劝进复辟，教育界亦有阿谀响应者。刘凤章事前北上参加中央师范会议，即闻袁有帝制自为之说；袁闭会时在怀仁堂盛礼宴请与会者，亲出演说；黎元洪嘱筹养正小学，亦召宴刘于瀛台，深叹袁误国图谋。刘凤章回鄂为首在教育界力拒劝进签名，正气凛然，誓死反对，宁为保卫民国而死，决不偷生开倒车去拥护复辟丑行。并在一师大礼堂召集全校师生开会，慷慨陈词，拂袖辞职，高呼：“为保卫民国计，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师生哭泣，声震瓦屋，列队送别校门。次年袁死，刘先生才返校视事。刘凤章反袁复辟的护国壮举，气魄磅礴，忠爱共和，永垂青史。1916年，民国元勋黄兴、蔡锷相继去世，刘先生悲痛哀悼，曾作挽联吊唁：“才哭英雄，又哭英雄，英雄有几?英雄有几?创造民国，再造民国，民国在兹，民国在兹。”湖北安陆学者陈培庚，1923年在武昌司门口被当时官僚政客私人小包车撞倒致死，刘先生作联直斥当道：“当道尽豺狼，斯世那容公立足。同堂处燕雀，前途更令我伤心。”
刘凤章以学行称于一时，颇具声望。民初黎元洪副总统聘为顾问，省教育机关聘其参议，他恳辞不就，但常进言，贡献福国利民的良策，继续在湖北公立法政学校等处任教。总统府照例每月寄送薪俸三百元，亦坚辞不收。历年所积达数千元，均存汉口黄陂实业银行。后经友人婉劝利用该款，复承黎元洪乐捐校舍，旁采欧美治校方法，在武昌设立养正小学，为民族培育幼苗，为国家创造新机。1915年8月曲阜祭孔，刘凤章受湖北省孔教会和黎元洪委派前往，并在祭礼后登场讲经，所讲周易大义颇获衍圣公赞许。之后，撰有《曲阜谒圣记》，以岱樵为晚号。刘凤章教学中，编述有《伦理学》，融和新的观念，亦受时代局限，然现存线装古版，甚为珍贵，分总论、修己之道、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五章，解析人们相处中的各种道德准则，洋洋洒洒，娓娓道来。1919年，刘凤章率“湖北省教育考察团”东渡扶桑，组织有襄阳二师、宜昌三师校长等十人同往，赴日本回国又参观上海、江浙教学，详撰考察报告《东游纪略》，记录好经验，报导新趋向，为改进国内教育作参考，并借鉴采用当时国内外的先进措施，探索革新之路，形成湖北一师的办学风格，教界瞩目，影响深远。刘先生宅心仁厚，为人正直，学邃行端，恂恂儒者，离开一师后，屡有聘请出任官职之事，因厌恶争斗，均婉拒未就，继续受聘几所大学授课，应邀到湖北省立国学馆任教授讲经学，康有为等至鄂时陪游考察，住南楼养正学校不问世务，常与黄侃等谈文史论易经，亦受纺织业巨头苏汰余等礼聘为其子女导读习文。晚年因疾返乡，息影家园，潜心著述；受任续修的黄陂敦睦堂《刘氏宗谱》，民国甲戌（1934）年续印。1935年病逝故里。
人物评价
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余家菊，在《六三回忆录》（台北慧炬，1994年初版）的《人物志》中，首先写到刘凤章：“我在十四岁的时候离开家塾到武昌念书，遇到刘凤章先生，他是黄陂同乡，讲阳明之学，提倡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教书时以强烈的热情发挥他不平凡的意见，我受他很大的影响。”“在大学同班中有恽代英者，受刘先生的影响也不浅”。余家菊撰《五十回忆录》（台北慧炬，1986年发行）时还写道：“清代末年，学人已不耐烦琐的考据之学。当时的风气，无论是维新，或是革命，都一面要发挥自己主观的见解，一面是投身于实际的活动。与此种趋向相适应的，当然是王阳明之学。加以日本的维新人物又颇有得力于阳明学的人。提倡阳明学的中国人，更复增加其信心。梁任公有《节本明儒学案》的刊行。法令上的正统学派虽是朱子，阳明学似乎已成全国的主潮。在湖北提倡阳明学的人，是黄陂刘文卿凤章，晚年自号耘心，著有《周易注》。阳明之学主张致良知，将不学而知的良知发展出来，做人就够了。又主张知行合一，真知必然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前一种说法，使人自信心坚强。后一种说法，使人进取心旺盛。在一个要求人人积极有为的时代，此种学说，自易流行。他的弊病则在于每易认邪见为良知，而又卤莽减裂，不肯从容用博学慎思的功夫。梁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是佳话，亦是悲剧。假使昨日之我已将我毁掉，则今日之我又将何从而补救之！诚然，u2018朝闻道，夕死可矣u2019；但是必须所闻者是道而后可。我少年受阳明学于耘心先生，敢于行其所知，已是自误不少；而默察同辈，则至死不悟者有之，遗祸于不觉者亦有之。”
近现代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陈启天著《寄园回忆录》（台北，1972年10月增订版）一书，追述在武昌中华大学求学和在中学部任教时说：“大学教育的精神领导者，是学长刘文卿先生。他名凤章，湖北黄陂人，曾留学日本，好讲阳明之学，学者因称为刘阳明先生。著有伦理学讲义及周易简义等书，颇能发挥国学的要领。对于学生循循善诱，不辞劳瘁，亦具有讲学精神。在清末民初，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教育家。”“学长刘文卿先生的精神，最使我感念难忘。他所任的学长名义，似乎相当于现在大学的教务长。但他并不处理实际教务，只尽力设法引起学生努力修养与研究的兴趣。他所教的正式功课，只有伦理学一门，每周两三小时。他利用这门功课，指点实践伦理的道理与方法，尤其着重发挥王阳明之学。因此我得稍稍了解阳明之学的要旨，是要人先拔本塞源，去掉私欲，做一个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人物，而其下手方法，则在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又说：“我国旧日分老师为两种：一是经师，二是人师，而以人师最为人所推崇。依我看来，刘先生可算是晚近的一个人师而兼经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1981年发表《忆念刘凤章先生》一文写道：“近五十多年来常常想到我住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校长刘凤章先生，总感到真正以宋明儒讲学精神办学校的，民国以来仅有他一人。这在教育史上，在儒林传中，都应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他生时，被一时浮薄的风气所掩，死后又因u2018楚人不善为名u2019而声名渐渐湮没，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歉疚。”“宋明儒讲学的精神，或者可以三端来加以概括：第一、他们讲学的动机是来自继往开来的文化责任感。第二、他们所追求的是要能证验之于社会的u2018真知灼见u2019。第三、他们要培养出的是在人格上能担负得起人类运命的考验。刘先生所处的时代不同，但用心未尝不是一致的。” “他上课时常是把书上的道理和时下的情形，两相对照，痛下砭针。”“刘先生笃信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之教，生活清严，言笑不苟；但对人周到恳笃，治校勤恳，来往学校总是步行，极少坐人力车；冬天只穿棉袍，我曾看到背上脱了线，决不穿皮袄。大家称他为刘阳明；排挤他的人，说他是u2018作伪u2019。他在上《修身》课时曾向我们说：u2018读书的人要能站得起来，不走上升官发财的老路，首先必须从生活俭约上立根基。生活一任意，便易流于放侈；生活放侈，行为不能不随之邪僻。我们只要相信是对的便去做，不怕人骂为作伪；守之终生不改，不就是真的吗？u2019”
刘凤章先生的侄婿周谦冲在《师门五年记》中写道：民国四年至九年（1915～1920年）间，我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受伯岳刘文卿先生教诲达五年之久，获益匪浅。他以校长兼教《修身》课，讲的都是修齐治平的道理，为人处世的方针，等于伦理学和人生哲学。他讲课时，耳提面命，嫉恶如仇、他最深恶痛绝者，为升官发财的世俗观念。他说，“u2018升官发财u2019是中国几千年帝制官僚传统不断的坏风俗恶习惯。民国尽管诞生，而旧帝国旧传统旧风俗旧习惯，依然根深蒂固于人心而不可拔除，这是最可悲哀的事。”所以我在一师附小毕业班以优才生送考一师时，由伯岳亲自出作文题：“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其故安在，试申论之。”他当时最推崇山西模范省，尤其喜欢太原的“洗心社”。他敦劝青年人必须及早养成不自私自利的习惯及勤学简朴的精神，作革新社会的准备。
主要作品
清末，朝廷实行废科举、办新学的政策，刘凤章任职湖北学务公所，贯彻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民初，刘凤章出任中华大学学长兼授《伦理》课，接长湖北省立一师并讲《修身》学，同时创办武昌养正小学着力蒙童奠基教育，之后又在湖北省国学馆教授经学，三育并进，锐意革新，先行探索新型教育之路，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拔尖人才。
刘先生自奉至薄，治学严谨，对《周易》阳明学研究尤深，著述有《周易集注》、《伦理学》、《修身讲义》、《东游纪略》，以及《备忘录》、《曲阜谒圣记》与艺文散见各专集杂志。《七十自叙》，载湖北黄陂敦睦堂《刘氏宗谱》，民国甲戌（1934）年续印。
资料来源
1.《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全校同学录?教员一览表》（1923年11月刊印），武汉市档案馆藏；《省立第一师范总案》，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师范类全宗案卷，湖北省档案馆藏。
2.《敬述先伯刘公文卿数事》，刘敦勤撰，台北《传记文学》月刊1977年第4期。
3.《忆念刘凤章先生》，徐复观撰，台北《传记文学》月刊1981年第4期；《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第29～32页，徐复观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4.《师门五年记》，周谦冲撰，重印《周易集注》附录第1～7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82年9月发行。
5.《回忆教育界耆宿刘凤章先生》，刘仲衡著，《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二辑。
6.《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二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北京版。
7.《刘凤章先生清末民初教育活动简述》，刘松余撰，台湾《传记文学》月刊2013年第2期。
8.《刘氏宗谱》，武汉盘龙城（湖北黄陂）敦本堂，刘松余主编，新加坡君欣斋出版，2015年3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