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杨的个人简介
居杨，一名女摄影记者，亦是其中的一员。第八届长江奖获得者，现任《法制日报》摄影部主任，曾获得摄影记者最高奖“金眼奖”、摄影艺术个人最高成就奖“金像奖”、第四届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以及多个全国性的新闻大奖，受邀成为第51届（2008年度）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评委。
2016年12月，当选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全委会委员。2018年10月12日，当选为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第二届副主席。
概述
从1995年开始在法制日报任摄影记者，现任摄影部主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
多年从事法制新闻的采访拍摄工作。从1997年至2004年追踪拍摄被吸毒母亲遗弃的孩子“丢丢”的故事，从2002年至2006年多次深入世界著名罂粟产区“金三角”采访，拍摄有《丢丢的故事》、《金三角禁种罂粟纪实》等专题摄影作品。多年来深入看守所、监狱，拍摄了《重刑犯》、《收教卖淫女纪实》等专题摄影作品。
从事新闻摄影12年，参加过1998年抗洪救灾、2003年非典、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庆典等重大活动的采访报道。 她拍摄的《丢丢的故事》、《千千纸鹤 万般悔恨》、《走向归途―――收教卖淫女纪实》、《重刑犯》等一个个专题摄影报道，深深印在了读者的脑海里。此外，她先后撰写了《法制新闻摄影的人文关怀》、《对法制新闻摄影深度报道的实践和思考》、《法制新闻摄影发展的五大变化》等论文，对法制新闻摄影的发展与创新，进行着积极的探索。
居杨是新闻界的著名记者，在每年全国性综合摄影大赛中，她总能脱颖而出，屡获大奖。她曾多次应邀回校讲座，在摄影、传媒专业的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她的职业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2016年12月，当选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全委会委员。
2018年10月12日，当选为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第二届副主席。
成长历程
1、“有些东西可以选择”―――譬如梦想
居杨对摄影一直怀有非同寻常的梦想，但梦想与现实存在着距离。 1991年，这个新闻摄影科班出身的女生满怀信心来到《法制日报》摄影部实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摄影记者。实习结束，报社对她很满意，但认为一个女孩，不一定适合法制新闻摄影记者这份原来由男人一统天下的艰苦而又危险的职业，就把她派到了广告部。
在广告部的居杨干得不错，收入多，还是业务骨干，但拿相机始终是她难以忘怀的情结。 五年后，居杨听说摄影部缺人，她马上冲到部主任王毅面前，急切地表达了自己仍然想当摄影记者的愿望。王毅被这种执着打动了，同意她试用一年。
居杨说，离梦想近了。 憋了好些年的居杨拿起相机就不撒手了。那个年代没有数码相机，拍得多，废片也多，她就悄悄自己掏钱买胶卷练手，晚上等同事们下班后，到暗房冲洗照片。当时夏天没空调，闷在将近40度的屋子里，放大机的灯泡有时一晚上都可能爆两三个，在充斥着酸碱味道的“蒸笼”里，她经常干到晚上十一二点。
第一年居杨拍了不少诸如《除暴安良》等片子，获得法制好新闻奖；在新闻摄影这条路上，她开始被肯定，成为《法制日报》第一位女摄影记者。
有些东西无法决定，譬如性别；有些东西可以选择，譬如梦想。
2、“丢丢教会我关注什么”―――找到拍摄的方向
有些东西是有缘起的。 很难想象，居杨摄影道路的方向，很大程度上是受一个无助孩子的影响。
刚当摄影记者不久，居杨接到线索，拍摄一个被虐待的孩子，名叫丢丢。居杨在医院看到刚被警方解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的丢丢时，被这悲惨的状况惊住了。 后来了解到，这竟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一手造成。丢丢是单亲孩子，母亲吸毒，为买毒品欠下其他吸毒者的钱，就把丢丢抵押给他们。这些人吸毒后失去控制力，对孩子百般虐待，丢丢浑身都是被打和被烟头烫的伤。出于同情和义愤，居杨用了一个夏天的业余时间把看到的一切拍成了一组专题，起名《丢丢的故事》，又叫《救救孩子》。
通过《丢丢的故事》，居杨全方位展示出孩子的悲惨境遇，告诉大家吸毒的恶果。她注重照片中的情感诉求，用镜头来讲述人与人之间那种复杂感情―丢丢和他母亲之间的爱恨交织，社会对丢丢的关爱，等等。居杨觉得，在某种特殊的状态下，人的悲伤、喜悦、伤害与真爱等情感，会真实地体现出来，更触动人的心弦。
这组摄影专题发表后，反响出乎居杨意料，短短三天时间就收到五万多元的捐款。 不久，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u201998禁毒展，《丢丢的故事》也刊登在这次禁毒展上，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人们通过《丢丢的故事》，真切地发现毒品不是远在天边的事情，它就发生在北京，发生在隔壁，甚至身边的好几代人都可能受到影响。这就是影像的力量。
后来，令居杨在拍摄之初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题材自己竟跟踪了整整八年。当其母表示悔过，丢丢回到母亲身边后，她一度打算结束报道，不愿再打扰丢丢的生活；但当居杨发现再次吸毒的母亲又将丢丢遗弃后，她重新又拿起了相机。
八年间，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系列的丢丢故事，体会到毒品的可恨和可叹；越来越多的人被照片感动，投入到禁毒事业当中。 这些让居杨―一名年轻的记者意识到，媒体的力量可以如此之大，新闻工作者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其实就在拍摄的瞬间，就在发现新闻的镜头之中。
此后，居杨把禁毒当作了长期关注的题材。 八年过去了，丢丢不断长大；八年时间里，居杨不断成长。 她更加明白在今后的新闻摄影生涯中自己应该怎么去做。
3、“拍照片好比练功夫”―――慢慢练，慢慢悟
摄影的门敞开了，方向也明晰了，但还不意味着就能有所作为。 现在报纸照片越来越多，从事摄影记者职业的人数不断增长，可优秀照片有多少呢？对于各个报纸而言，好片子还是供不应求；许多从业人员可能还没有作好准备，无论是在方向上，还是自身能力的积累储备上。
居杨回首自己所走的路发现，摄影记者对所从事领域的了解程度，自身的人生经验、知识储备和思想准备的合力，才是最终决定片子质量的力量。 这体现在如何发现新闻，怎么选择新闻上，它考验记者的观察力：视角是否独特，观点是否精到。如果一个记者平时只是忙于完成任务，没有注意这方面的思考，到新闻现场后发现的东西就少，片子也会显得软。
譬如见功底的专题拍摄，要做好它，就远不是几个小时能完成的事情。 居杨因为拍摄丢丢开始关注中国禁毒，从而萌生了想去主要毒品源头金三角采访，了解当地情况及其禁种毒品对中国甚至全世界禁毒斗争格局的影响。 她作为《法制日报》的记者，一直与国家禁毒委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不断争取前往金三角的采访机会。2002年居杨第一次进入金三角采访，对那里毒品与武装相互依存的模式和种罂粟烟农极度贫困的生活有了直观印象，但觉得还不够，回来后就埋头第二次更深入的采访准备。期间她把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金三角的书都买回来研究，甚至历史传记、风貌风俗介绍等；再有，就是尽量采访禁毒委的官员或者金三角问题研究专家，了解毒品的历史形成，密切关注禁毒斗争的发展态势。
做摄影专题之前，记者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你的采访立足点在哪？居杨对一组专题的问题意识很看重；她以金三角采访为例，认为在那么大的原始森林，如果没有带着想法去拍，走哪算哪的浮光掠影，只能拿回一些猎奇照片，很难出打动人心；必须带着问题，沉下去，沉到现场里面，这样才能挖掘到问题核心，用镜头去告知人们：毒品是很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用复杂的方式来解决。
2006年的一月和六月，她又两次前往金三角。 对此居杨很感慨：每一次拍摄都是一次积累，这好比练功夫，需要用心修炼。这是慢慢拍、慢慢悟的过程，拍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能够悟到，但拍完回头看时，会发现一些真东西。
4、“记者要成为变形金刚”―――靠责任和勇气撑下去
在居杨的采访履历中，有很多具有传奇色彩的历险故事。 作为一个女人，怎么就能完成这些常人看来很难完成的任务？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她？
居杨很自信，觉得自己天生是记者―难度越大的任务，越有采访的欲望。但她坦言，碰到危险和困难，她一样害怕，一样犯嘀咕；但在这关头勇气是最重要的，一旦顶住了，可能就柳暗花明，退缩了，那铁定失败。许多专题都需努力争取，鼓足勇气坚持，到了最后关头，更得一点点地拼。
采访一旦开始，记者就要进入一种职业状态，不能再以自身的弱点躲避艰难。采访时，记者必须进行角色置换，成为“变形金刚式”的人物。 因为，在现场，每一名记者都有可能是唯一目击者、唯一记录者，如果退缩了，历史就有可能欠缺一笔。
5、更危险的是在金三角采访。
在金三角，没有人因为居杨是记者而特别照顾她；她只是个外国人，一个外国女人。在毒枭盘踞、鱼龙混杂的金三角，居杨只能小心翼翼地规避风险，硬着头皮往虎穴中闯。居杨住在曾是金三角最大毒品交易市场的果敢老街的一个小旅馆，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毒贩、嫖客、赌徒，房间里玻璃残缺不全，床上乱七八糟，门根本锁不上，外面各种声音不绝于耳。居杨用凳子顶住门后，马上往电脑里存影像资料，做采访笔记，直到夜里两三点，才蜷成一团地睡着。
早晨一出门，她就被陌生人用枪顶住脑袋，直到拿出与当地军事首领的合影才侥幸过关。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觉得恐惧、孤独，也没有人要求居杨拿命去换一些东西回来。相反，所有的亲人、同事和领导都担心她，希望她早日平安回家。但居杨认为，这样的采访机会是多么难得到，她不愿放弃之前的努力，更不愿糊弄自己。
躲过冰冷的枪口后，她又只身来到佤邦的军事首领鲍有良的基地。坐在荷枪实弹的护卫士兵前面，鲍有良冷眼看着居杨，怎么也不开口说话，场面十分尴尬，居杨说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收获。晚饭时，居杨豁出去了，拿起鲍有良那个52度泡着老虎骨头的烈酒就喝。看到她这么痛快地喝酒，鲍有良情绪上来了，拉开话匣子。这时的居杨，已经半晕半醒，听到的声音都好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她不断地提醒自己：要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要有警觉。强撑着把采访资料都存好后，居杨抱着电脑趴在人家的桌子上睡着了。
第二天，她就被允许到鲍有良的辖区去采访。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碰到严峻的挑战。这时，放弃是很容易，但放弃得多了，人生自然一无所获。有时强撑一股劲儿做下去，事情也就成了。一点点忍耐，一点点收获。
6、“影像由心而来”―――这是摄影的态度
不同的专题给居杨带来不一样的冲击，不同的专题教会居杨不同的东西。 她在拍摄一组重刑犯的专题照片时受到了煎熬，同时也明白了对待摄影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
拍重刑犯很艰难，他们带有很强的敌意，没有人愿意接受采访，更没有人愿意拍照。通常在一段时间后，他们就可能受到法律的严惩，所以不会想着迎合记者。
7、但非如此，得不到好的片子。
居杨说：“当你在某一时刻，你真正走近他们，你跟他们是如此接近时，你才会知道怎么去拍。” 碰撞的过程注定痛苦，但选择做记者，就选择了这种痛苦；记者，就是对人生各种况味的记录和品评。
8、“超越自我” ―――找到自由王国，享受当下
每个摄影记者拍到一定阶段，都会有被掏空的感觉，如何超越自己？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迷惑。
以前，居杨也会担心，专题是否好看？读者会怎么想？影像是不是好？摄影语言别人懂吗？但拍完《重刑犯》后，居杨不担心这个问题了。她认为，影像千变万化，可以有多种表达，在平日里应尽可能多地吸收学习，但在拍摄时，需要做的是忘记别人的东西。在现场，每个记者进入到那个情景里面，就应该拍自己的理解。
经过这么些年的历练，居杨拍东西时比原来“静”。她说，哪怕是成千上万人的大场面，在按快门的刹那，心也是很静的。无论什么境遇，摄影记者首先应该进入自身的状态，感受多少就拍多少。 而且，居杨很知足地认为：从全世界范围看，中国的摄影记者是幸福的，因为题材非常多。
欧洲的摄影师有很好的技巧，很好的运作机制，但苦于找不到新的摄影题材，因为他们的社会形态变化十分缓慢。但身在中国，有太多的题材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化可以捕捉；而且，对于摄影的感悟也没有尽头。选择好题材，慢慢拍摄就好了。
于居杨而言，她的题材主线就是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以及人们现时的生存状况。具体到社会状态、犯罪变化、禁毒发展等诸多方面。社会发展很快，很多东西都在变化，人的境遇、人的想法、人的灵魂，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居杨所要做的，就是探寻这些变化，记录这些变化，品味这些变化。 随着时间流逝，居杨发现许多记忆越来越清晰，现在看以前的照片，心越发变得安静了，许多被采访者的经历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因为新闻摄影，居杨能够接触到别人的人生，能体味很多人的生活，能感悟很多人的一辈子；这让她更成熟、坚强，更能理解一些东西。
就这样，居杨一个又一个专题地拍，一年又一年地拍，一个又一个感悟积累，她进入到摄影的自由王国，非常快乐。 她很享受当下这种状态。
其职业态度
1、没有交流的采访、拍摄，拍不出好的片子。
为了拉近距离，居杨首先要克服自身的恐惧，把心态放平和，尽量与这些犯人接触、聊天，努力不把他们当作多少条人命在身的重刑犯。若答应了人家先不拍照，哪怕一个好镜头就在面前蹦出来，觉得手马上就要触动快门了，居杨还是忍住不拍，有时必须学会放弃。
2、尊重别人，就会获得别人尊重。
熟悉之后，犯人们渐渐同意居杨拍摄他们的生活，但很多人不愿被拍到脸部正面，除了少数一些被公开审理的案犯不以为然。面部表情对于新闻摄影中人物状态刻画非常重要，此时只能放弃。而且，看守所里光线不好，居杨又不愿用闪光灯来惊扰犯人，也放弃了，只利用黯淡的自然光拍摄。在艰苦的条件下，居杨努力寻求自己体会的东西。
尽管，照片刊登出来后人们发现，这些巧妙隐去人物面部、并利用监室特有光线拍摄的影像比寻常照片的视觉冲击力更强，表达方式更为独特，但人们却很难体会到居杨拍摄时的痛苦与煎熬。 不仅仅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更是因为她的心灵与那些特殊人群的心灵在交锋或者交融时的某种煎熬。
拍完后，居杨说，现在能体会到为什么说“影像由心而来”。也许，一开始是用镜头拍摄，慢慢的，就不是用镜头而是用自己的心去触摸别人的心，是一种灵魂与灵魂的碰撞。 怎么拉近与被采访对象的距离，怎么消除被采访对象的心理抗拒感的方法都不重要。关键是真正能用你的灵魂去与那些灵魂对话。而用一颗正常的心去碰撞那些扭曲的心灵，同时还要保持一个记者的公正态度，不是常人所能承受。
3、镜头揭示人性之美，过程关注生存状态
许多记者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带来最快最新的信息。路上，我心里一直在重复着一个问题：面对这由数十万人参与救援的十万多平方公里的灾区，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应该去拍摄些什么，记录些什么呢？然而，当我沿着崎岖山路，经过三个多小时徒步走进被山体滑坡阻路、失去通讯信号的震中映秀镇后，便找到了答案。
2008年5月15日我到达映秀镇时，正赶上军用直升机迫降下来紧急转移重伤员。每架飞机只停留十多分钟，为节省时间，飞机马达不停螺旋桨飞转，战士们争分夺秒运送伤员。这时，我发现一名受伤的十多岁男孩被战士抱着跑向机舱，孩子腰部受伤一直在哭，他的母亲跑在后面。在血腥的视觉痛苦中，我心想，或许是这个孩子伤太重，他的妈妈会被特许一起登机走？但是，当男孩被安置在机舱内以后，这位母亲却迟疑了一下就退下来，让别人上飞机，自己默默地透过机窗望着儿子，她的举动引起我的注意，我始终跟着她并有选择地做着拍摄，就在飞机将要起飞的一刻，这位母亲突然上前一步趴在窗口与不断哭喊的儿子告别，我迅速地按动了快门。后来那位母亲告诉我，她的儿子是映秀中学四年级一班四十多个同学中仅获救的4人之一。她没有上飞机是因为她是当地一名医生，她觉得自己留下来还可以救护更多的人，而她的丈夫（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因为一直忙着抢险，始终未来得及看儿子一眼。
那一刻，刚刚做了母亲的我从心底里对面前这位母亲产生了由衷的敬意。天灾面前，她和她丈夫的忍耐和厚道蕴藏着一种巨大的坚韧和人性之美。由此我感悟到应该集中有限的器材优势和身体条件，用镜头去对准灾难当中的人，记录人的生存状态，记录人与人之间在共渡难关、相互救援中自然流露的真情，而通过这些镜头过程性记录以见证出我国人民面对大灾时的大感情、大爱及大美。
4、努力缩短心灵距离，发现捕捉感人细节
在前线，每一名摄影记者都会努力拍摄诸如搜寻生者、挖人救人、转移伤员等场景，其画面特点是参与人数众多，场面宏大，气势磅礴。但身处这样的场景中，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在挖掘那些感人的细节中拉近摄影记者与被拍摄者的心灵距离，这既是人文关怀精神的具体体现，更是面对灾难进行选择性拍摄的关键所在。著名战地记者卡帕说：“如果你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我理解，他说的这个距离更重要指的还是心灵的距离。而要达到心灵的“近距离”，只有对抢救生命的涵义有更深刻的理解时才能真正做到。
在都江堰新建小学，我还拍摄了这样一位父亲。当时，那里的教学楼全部倒塌，几百名孩子被压在下面未能生还，救援官兵争分夺秒地工作。现场有一个着便衣的中年男人一直在埋头干活，开始我想可能是学校工作人员，直到下午挖到一个穿红T恤的小男孩，已经没有了呼吸。这名男子喃喃地念着“是他”，并掏出手机照像，我拍下这个过程，以为是学校要留资料，直到救援人员要将孩子从废墟中清理出来时，他才低声说：“拜托大家小心一点，我在这儿干了两天两夜，拜托大家了，这是我的儿子。
我的神经骤然紧张起来，原来他没日没夜地干活，就是抱着能救出儿子的一线希望，但得到的还是最坏的结果。救援人员安静地做着最后的工作，消毒，然后用棉被将小小的身体包裹起来。我的心被绞着般痛，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最后他坚持要自己抱儿子上车，就在他抱起儿子走向汽车的那一刻，这个中年汉子突然仰起头，用尽力气大吼了一声：“儿啊，爸爸最后再抱你这一回！”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虽然，我还在本能地按着快门，但取景框里已经一片模糊，这位父亲的脸在那一刻永远地刻进我的心里，是我在十多年采访经历中第一次产生要放下相机不忍拍摄的一刻，也是我穷尽所有摄影语言和技法都无法完全表述出的悲苦细节。
此后，我的镜头总会不由自主地对准一个个被救出的生命奇迹和不幸遇难的人们，并努力告诉自己除了流泪还有许多事情必须去做，我始终被一种力量推动着，不断拍摄，舍不得吃饭睡觉，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10天里拍了一万多张照片。从汶川地震新闻图片的传播效果看，那些由一个个普通人组成的凸现人性的细节画面更能唤起人们心底的情怀，从而引起广泛反响，而我觉得，那一张张让人过目难忘和充满人性细节的发现，则都是摄影记者在具备了心灵接近的前提下才按动快门的。
5、选择拍摄考验判断，开阔视野全景搜索
在特大灾难报道的选择性拍摄采访中，有两个关键词尤为重要，即：判断力 + 视野。 此种采访与摄影记者平时习惯的指派性任务报道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预先固定的拍摄事件、拍摄对象、拍摄时间，摄影记者要依据事态发展、采访条件（如交通能力、物质保障、安全系数、发稿条件）、采访经验等随时制定和调整行动方案，即去哪里、采访什么、占用多长时间、会得到何种结果。到达了某个新闻现场后，还要对搜寻什么新闻，挖掘什么细节、占据什么角度、拍摄什么瞬间做出冷静分析。在这些选择拍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摄影记者用判断力来做出决定。而准确判断的前提是在全方位的观察分析中形成的。汶川地震中，政府公开透明的信息、互联网快速及时的内容更新、广播电视的滚动播出都给摄影记者做出判断提供了宝贵的事实依据。
我也看到一些摄影记者把大量时间花在路途奔波上，到达一个地方后匆匆转转很快就觉得没什么可拍，于是又跑去寻找另一个地方。其实只要身在采访一线，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能有新闻出现。摄影记者需要保持高度警觉，像雷达般搜索有价值的内容。在多条线索面前也考验着摄影记者的判断力。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第一天，我得到三条拍摄线索。其一，成都的天府广场预计会有很多群众聚集。其二，在北川县城未倒塌的安全地带将举行政府哀悼仪式。其三，同是北川县城，武警某部队将在他们夜以继日展开抢救的废墟山上向死难者默哀。我选择了第三条线索，虽然经过连日昼夜奔波，身体已处在体能消耗的极限状态，站在摇摇欲坠的楼板上，腿不由自主地打抖，胳膊疼得抬不起来，有时只能跪着拍摄才能稳定住相机，但还是忍着浓烈的腐臭味道，坚持爬上有七八层楼高的废墟山，拍摄了《废墟山上的哀悼》，画面里满是倒塌废墟的大场景中，一根简易旗杆位于中心，降至一半的国旗迎风飘扬，在阳光下反射出血一般夺目的颜色，五百多名战士暂时放下手中救援工具，面朝国旗脱帽向遇难者行礼。之所以选择第三条线索，其中采访时机，对画面的预见等都是考虑因素。我当时的判断是―这种画面的安静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摄影记者需要具备宽广的视野，永不放弃发现。虽然千里战线上每个人都看似孤军奋战，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同行都在不同地点，不同时段以不同侧重点，不同角度书写着完整的视觉文献。
人物评价
一、持续八年追踪报道“丢丢”，彰显人文关怀精神
多年来，居杨的摄影报道突破了法制新闻就是抓捕、破案的局限，她的镜头总是努力透过事件现象挖掘深层次的内容，体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状态的关注。她的这种对人的关爱从干上摄影记者之初追踪报道深受毒品残害的男孩"丢丢"开始。
1997年夏，居杨在北京市儿童医院看到被吸毒母亲抵押给毒贩而饱受摧残、奄奄一息的3岁幼童“丢丢”时，她的心灵震颤了，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和天性中的善良促使她产生了一定要救救孩子的念头。那个夏天她的业余时间都泡在医院里采访拍摄。《法制日报》、《南方周末》刊出《丢丢的悲剧》摄影报道后，引起强烈反响，3天时间社会各界捐款达5万元。该报道又在轰动社会、影响深远的’98全国禁毒展览，以及随后几百万套全国禁毒挂图上展出，先后数亿人次通过"丢丢"的故事了解到毒品就在身边，随时威胁着自己的家庭和下一代。"丢丢"由此成为全国禁毒宣传的典型人物，成为无数人认识毒品危害的深刻记忆。
1999年，从劳教所释放的“丢丢”母亲表示悔过并接走丢丢，居杨追踪采访。2004年3月，“丢丢”舅舅从河南信阳打来电话说：孩子母亲又复吸毒品，并将“丢丢”扔在农村，家里太穷，实在养不起。居杨5个月内四赴信阳，跟当地政府联系，跟国家禁毒委沟通，跟关心"丢丢"的人们交流，使"丢丢"最终脱离了吸毒母亲，走入一个新家庭开始新生活。她的《哪里是我温暖的家》等9篇报道再次引起人们对"丢丢"命运的关注，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保护未成年人相关法律的大讨论。她追踪采访8年多的"丢丢"的故事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系列报道二等奖、全国法制好新闻一等奖、全国综治好新闻等奖项。
二、出生入死深入“金三角”，独家披露禁毒内幕
从拍摄“丢丢”的故事开始，十多年来，居杨长期关注并投入地采访报道中国禁毒工作。从2002年开始，她查阅了上百万字背景资料，先后三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世界著名毒源地“金三角”，对当地军事首领、毒枭、士兵、种罂粟的农户、吸毒者等进行面对面采访。
长期以来军事割据的“金三角”战乱不断，制毒点隐藏在密林中，在那里采访稍有闪失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居杨到曾以最大毒品集散地著称的老街采访时，深入虎穴住进毒犯、赌徒、嫖客、妓女云集的小旅馆内。有一天，天不亮就出发采访，车刚开出去便听到一声低喝，一支冰冷的步枪对准了她，她只好慢慢下车，虽然解释却语言不通，情急之下只有拿出自己拍摄的当地军事首领照片缓和气氛，再加上向导求救于熟人才解了围。
她采访在“金三角”占有绝大多数罂粟产量的佤邦主要首领鲍有良时，这个正被美国以贩毒和恐怖活动在全世界悬赏通缉的军事首领，面对她的自我介绍始终一言不发，直到居杨在饭桌上大口喝下当地烈酒后，鲍有良才在数名荷枪实弹护卫的保卫下拉开了话匣。此后两天，她被允许走访鲍有良辖区的村寨、学校和兵营，获得了宝贵的采访机会。
经过出生入死的采访，居杨发表了关于 “金三角”的报道，图文并茂地揭示出该地区从罂粟种植、毒品加工生产、贩买运输以及禁种罂粟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等真实情况，并呼吁国际国内各方力量帮助当地老百姓发展替代种植，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竞相转载，引起广泛关注，受到国家禁毒委领导高度赞扬。《金三角禁种罂粟纪实》获得了2006年新闻摄影评选年度杰出专题奖，《金三角禁毒的承诺》获第十届佳能杯“亚洲风采”华人摄影比赛一等奖。
三、深入一线逼近新闻现场，奉献牺牲无怨无悔
长期以来居杨把吃苦受累、冲在前面视作摄影记者的职业操守，在危险面前她从未退缩过。 ’98抗洪，她在抗洪一线采访两个月，每天背着20多斤的摄影器材，在气温高达40多度的大堤上采访，汗水湿透衣服，双肩磨得红肿出血，她咬牙坚持。每遇险情，群众向后转移，她却向前冲去。湖北省孟溪大堤溃口，她不顾当地是血吸虫病高发区，趟着齐腰深的水赶赴现场，民警看她是女同志，认为太危险不让她上救援船，就在小船离岸之际，她纵身跳了上去。为更好地航拍水灾全貌，她在拆掉一侧机门的直升机上，只系一根安全带在空中将身体探出机舱拍摄。由于工作出色，她获得司法部授予的全国司法行政系统抗洪救灾先进个人称号，并参加英模报告团赴全国讲演。
1999年，她只身暗访安徽凤阳、定远黑社会保护的地下拼装车市场。她谎称是大老板女秘书，来订车要拍些资料，在四五个大汉监视下巧妙周旋，终于拍到第一手资料。《法制日报》整版刊发了她的摄影报道，罗干同志做出重要批示，臭名昭著的拼装车市场被铲除，她作为一名记者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在一个个成功报道背后伴随居杨的是默默奉献和牺牲。2003年春天她怀孕了，已经34岁的她本应注意身体，但当时部门急需人手，她咬咬牙还是上了全国“两会”，这也是她第8次参加“两会”报道，15天的会期内，她照样扛着长短镜头、三角架负重三四十斤采访，照样挤在记者堆里抢镜头，照样起早贪黑地发稿，共刊发120张图片，出色完成了任务。会议刚结束她却流产了。流产没有10天，赶上“非典”，她又不顾自己还发着低烧，向报社请战，积极投入到抗击"非典"的宣传报道中。
四、拒绝形形色色利益诱惑，恪守新闻职业道德
做法制报道不但时时面临危险，还要抵住糖衣炮弹。1997年，她采访乱占滥用耕地问题，先是遭到违法买地的村长纠集的数十人围攻，揪衣服抢相机；又被堵截在所住旅馆里，她是将头埋在汽车座位里才从那伙人眼皮底下“逃回来”的。对方看硬的不成，就找上门来“解释”，并偷偷将一个厚厚的红包塞在其摄影包下，她发现后立刻交给了报社。在采访经历中她曾多次拒绝送礼金、以版面做交易等诱惑，坚守着新闻工作者的职责道德。
五、好学深思提升学养素质，探索创新开拓新路
多年来，居杨总是在实践中努力超越自己，对法制新闻摄影中无人涉及的领域和新的表现形式不断大胆探索尝试。
2004年，她扎在看守所两个多月拍摄犯下重罪的未决犯，采访了数十名重刑犯，其中有十几条人命在身的杀人犯、有作案上百起的抢劫犯、有摧残幼女的强奸犯，每天以极大的勇气直面生与死的纠缠和挣扎，用镜头记录他们的最后时光和内心世界。《重刑犯》专题因题材独特、心理挖掘深刻以及影像表现的探索创新，获得了2004年新闻摄影作品金奖，并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上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
居杨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被选入2000至2003年荷赛（世界新闻摄影协会）新闻摄影学习班，她的作品得到世界摄影大师的高度评价。
她撰写的《法制新闻摄影的人文关怀》、《对法制新闻摄影深度报道的实践和思考》、《法制新闻摄影发展的五大变化》等论文，从理论高度思考新趋势、探索新道路，受到业界广泛认同。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居杨并不满足，面对当今网络等新媒体层出不穷、数码技术日新月异、新闻竞争日益激烈，她认识到时代对摄影记者的要求更高了，她更加注重知识的积累和更新，在实践中探索创新，使自己始终站在行业的前列。
所获荣誉
中国第八届长江韬奋新闻奖长江系列奖（中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项）
第四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
第四届中国新闻摄影记者金眼奖
2004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第十届佳能杯“亚洲风采”摄影比赛新闻类一等奖
2004年度人民摄影报优秀新闻摄影作品评选一等奖
2001年度全国最佳摄影师称号，德艺双馨摄影师称号
“人民摄影报第15届（2006年度）新闻摄影作品评选” 杰出图片专题奖
居杨，从1995年至今12年来始终全身心投入到新闻采访一线，她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足迹遍及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工作中她历经艰辛，出生入死，取得了突出成绩，曾获得第四届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摄影记者最高奖“金眼奖”等荣誉，她的作品先后在52个全国比赛和评选中获奖，包括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全国年度新闻摄影作品评选杰出图片专题奖、佳能杯“亚洲风采”华人摄影比赛一等奖、两次获得全国年度新闻摄影作品评选金奖、四次获得全国法制好新闻一等奖、六次获得全国综合治理好新闻奖、七次获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新闻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