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的个人简介
刘大（1698―1779），清桐城（今安徽桐城县）人，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雍正列榜贡生，黔县教谕。桐城文派散文代表作家之一，是方苞的得意门生，又是姚鼐的老师。在“桐城派”的形成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传递作用。他提倡古文，强调“义理、书卷、经济”，主阐发程朱理学，艺术形式上追求古人“神气”、“音节”、“字句”及相互间的关系。所作散文，布局谋篇、行文写作上喜欢铺张排比。辞藻气势，较方苞、姚鼐为盛，而雅洁淡远则不如。描写山水、刻画景物的文章中，以篇幅长大 、描绘详尽取胜 。代表作有《观化》、《息争》、《焚书辨》、《书荆轲传后》、《黄山记》等。著作有《海峰先生集》16卷，《论文偶记》1卷，《歙县志》。刘大 - 简介
刘大（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今汤沟镇陈家洲人。是汉高祖刘邦长子齐王刘肥的后裔，陈洲刘氏伯二公第十八世孙，属先字辈！刘大 - 详述
大受教于同乡吴直，才华出众。20多岁以布衣入京，方苞见到他的文章，极其叹服说：“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并赞他是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与其结交。雍正七年（1729年）、十年，两次参加考试都登副榜。乾隆六年（1741年），由方苞荐举应博学鸿词科，被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落选。张后知大同邑，深惋惜。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大60岁后为黟县教谕。几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
大师事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虽出方苞之门，但文风不同，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大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不仅如此，大对“阳湖派”的形成影响也很大。乾隆间，常州钱鲁斯受业于大之门，后与大弟子王灼一起以“师说”传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二人始尽弃骈俪之学，专治桐城派古文，传人日众，后称“阳湖派”。
大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大著作有《文集》10卷、《诗集》6卷、《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等。逝世后，葬于今金社乡向荣村刘家苕箕地，墓为省级保护文物。
刘大 - 贡献
刘大好工文辞，以才气著称。29 岁时，应举入京师，王公贵人见其文，无不叹赏以为昌黎复生。同乡方苞读后极为叹服：“如苞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但两中副榜贡生，竟不及举。乾隆初，诏举博学宏辞，方苞以大荐；及试，为大学士张廷玉所黜；后张氏闻为大，深感惋惜。乾隆十五年（1750 年），又诏举经学，张廷玉乃独荐刘大，但经学本非其长，又被黜。这时，刘大既以文名著于京师，于是诸提督学政都邀刘至幕下，任校阅。晚年为黟县教谕。在黟三年，复移主讲歙县问政书院，黟歙之士多从他受业。不久，归老枞阳江上，从学者益众。弟子中以姚鼐、吴定最有名。
刘大早年抱明经致用之志，“常希以泽及斯民为任”，既屡试不中，又“与缙绅之士终无遇合，退而强学栖迟山陇间”，以是心常抑郁。刘大的文章，除一部分属宣扬封建道德及于时求用的作品以外，其余书信、序跋、杂记之类大多因事抒怀，往往在正统观念及乐天知命思想的掩盖下，曲折地透露出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清初士民的反清潮流对他已没有多少影响。但他作为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在散文中，多少看出一些贤愚颠倒、世间不平的社会弊端。他的文章既少歌功颂德、妆点“盛世”，也不多指斥时政、揭露现实黑暗，其代表着下层正统知识分子的一般思想状况。
刘大与方苞虽并无师承关系，但他对方苞极为敬佩。方苞对他的散文也极推重。刘氏继承了方苞的“义法”理论，认为为文应“义法不诡于前人”（《姚南青五十寿序》），但又有重要的补充。刘氏在接受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因文以见道”这个内容形式的关系的简单化、颇带道学气的认识，而在并不完全依附于道的散文艺术美方面，发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方面，正是方苞“义法”说所缺少的。
在散文艺术方面，刘大突出地提出了“神气”说。本来，戴名世在《答张、伍两生书》中，已经提出过“精、气、神”统一的主张，但方苞只从语言的角度采取了戴氏的关于“精”的主张。刘大则不然，他强调了“神气”问题。在他的《论文偶记》中说道：“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传，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深则气静， 故神为气之主。”文中所说的“神”即精神。具体地说，就是作者的心胸气质在文章中的反映。刘大的所谓“神”，侧重于感情，是更富有个性的。“气”指洋溢于文章字里行间的气势，它是决定于“神”的。“神”与“气”的趋于统一，从而逐步形成文章的艺术境界。
强调境界的美，就不应拘守陈法，不能只满足于文章的严谨精通、文字顺然，正像刘大在《论文偶记》中所言：学古人“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刘氏还强调散文节奏的变化：“譬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窃渺处。”另外，刘氏还要求散文的语言“情韵并美，文采照耀。”在刘氏的作品中，有些正是如他说的那样，如《马湘灵诗集序》一文，文中对马湘灵使酒发狂、慷慨悲歌情景的描写颇为传神，可谓有“神”有“气”。
刘大论行文的“能事”，分为三个步骤：“神气”，文之最精处也；音节，“文之稍粗处也”；字句，“文之最粗处也”。至于这三者的关系，他认为：“音节者，神气之迹也。
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但神气如何见于音节，音节又如何准之字句？因此他又说：“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刘氏这样先立神气以为文法的最高妙处，然后求神气于音节，再求音节于字句，就使得向来把神气讲成抽象不可捉摸的东西，变为督促检查而可以有着手之处了。这是刘氏文论的独到之处，也是他胜过前人的地方。刘氏还强调学古离不开“今”，在学文做文方面要有具体的途经可寻，对此他又有一些具体的做法，这些遂使桐城之文成为平易雅洁比较近于规范化的散文。当然，这就不免过于拘泥。但这比起方苞的“义法”说，应该说桐城文论在刘大之时有所发展，影响也更大了。
刘大的著作有：《海峰文集》8 卷；《海峰诗集》8 卷；《论文偶记》1 卷。较有代表性的有《答吴殿麟书》及《论文偶记》等篇章。
